马曜(1911～2006),字幼初，白族，云南洱源人，出生在一个白族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7岁入私塾读书，14岁开始写旧体诗，对仗工稳，颇有意境。1927年考入大理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30年考入昆明市云南省立昆华高级农业学校，1931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经济系。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互济会，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上海泸西区委领导下做工运和学生工作，并曾两次参加上海八个大学爱国学生组织的赴南京请愿工作，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并带头参加卧轨斗争，迫使当局派出火车专列运送学生到南京。1932年，马曜到湖北襄阳国民党滇军范石生部队从事秘密的策反工作，未遂。1935年，马曜到江西庐山芦林学校教书，向学生进行爱国的革命的理想教育。1937年，他鼓励并帮助3位青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支持一批学生参加抗日游击队。1938年，马曜因病回云南治疗，先后担任过安宁、武定、镇南、昆明等地小学校长，中学或师范学校文史教员。1939年进入西南联合大学中学教师进修班，进修文史一年。1942年至1945年，组织“正记运输公司”,承运乔后镇盐场食盐，支援滇西军民在前线的抗日战争，并从事地下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曜与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闻一多、楚图南、冯素陶取得联系，接受他们的建议，竞选国民政府云南省参议员，利用合法身份，从事争取民主的斗争。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利用省参议会议员身份，积极开展反内战，反对征兵、征粮、征税的斗争，抗议国民党血腥镇压“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和杀害李公朴、闻一多，创办《新云南》周刊，宣传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
1947年，马曜进入云南大学文史系任讲师，兼任昆明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1949年晋升为云南大学副教授。从1947年秋到1950年年初，马曜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三年，同时兼任云南省参议员，虽然社会工作繁重，但对教学工作仍然很认真、尽力。他讲授《庄子》、《诗经》等古典文学，从中选出若干篇，进行认真讲解分析，讲解精辟，颇受同学们的欢迎。在云南大学期间，经常与马曜往来的同事有缪鸾和、李蜒等。马曜曾与缪鸾和、李埏在文史系组织马克思主义小组，经常学习和讨论，参加小组的云南大学教师尚有李俊昌、徐文宣等。李埏先生回忆说，解放前，他和马曜是云南大学的同事和朋友，但“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只觉得他学问渊博，因而常向他请教。他把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书介绍给我看，给我讲解。可以说，他是我马列主义的启蒙老师。我之所以走上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首先就是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我要感谢他”。
1948年昆明“七一五”学生运动期间，马曜执笔写了《致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的公开信》。信中说：“青年学生抗议游行，动机极为纯正”,要求“迅将所有无辜被捕学生，一律予以开释”,以九位省参议员名义在《平民日报》上发表，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白色恐怖下，马曜掩护了一批教师、学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转移到滇西工作。1949年，马曜成为中共地下党云南省工委直接领导的三人统战小组成员，多次奉省工委指派，与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谈判，敦促卢汉起义，对促成卢汉起义做了大量工作。
1949年9月，“九九整肃”前夕，马曜根据与卢汉会谈的要求，亲赴滇西，会见滇军七十四军军长余建勋，协调滇西游击队与滇军之关系，达成初步协议。然而，“九九整肃”发生，国民党在昆明实行大逮捕，逮捕黑名单上，马曜的名字赫然被列其中。然而尚在滇西的马曜并不知情，当他在9月12日返回昆明北门街住所时，姨妹徐琳告诉他，已出了事，军警正在各处搜查，要逮捕他。马曜在昆明呆了几天，于9月17日上午换上保安团的军服逃到草铺，住在一个乡亲家。两天后，接到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通知，要他去滇西游击区。这样马曜得以脱险，到“山那边”去了，去剑川县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七支队工作。年底，云南起义后，马曜参与了大理地区的接管工作。
1950年，马曜回到昆明，仍在云南大学任副教授，同时在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部长周保中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工作。在随后的日子里，马曜历任中共云南省委民族工作五人小组成员、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秘书长、云南民族学院副教育长、中共云南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研究室主任、边疆处处长、中缅勘界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等职。马曜在民族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注重调查研究，善于把党的方针同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1953年，马曜到路西县遮放西山景颇族地区进行长期调查，剖析了41个村寨的情况，掌握了第一手材料，认为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不能照搬汉族地区的做法，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特殊的政策和措施。马曜首先提出，以景颇族为代表的边疆九个少数民族，由于土地占有不集中，阶级分化不明显，不应把土地改革作为一个革命运动阶段来进行，可以不重分土地，不划阶级，在国家帮助下，发展经济、文化和互助合作，逐步完成某些环节的民主改革任务，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他的意见为中共云南省委所采纳，并报中央批准施行，形成了“直接过渡”的思想和政策。这是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突破。
1972年，马曜重新回到云南大学任教。1978年确定为教授。马曜除教学外，还担任云南大学学报《思想战线》主编，主持中共云南省委云南历史编写组工作。直到1978年年底，马曜调任云南民族学院(今云南民族大学)院长为止，又在云南大学工作了七年之久。
马曜主持《思想战线》刊物，坚持主张办成学术性刊物，突出民族地方特色，积极贯彻党的“双百”方针，活跃了学术空气，从而把刊物办得有声有色，颇得学术界的好评。当时编辑部人少事多，包括马曜在内，既当编辑，又当小工，取稿、送稿、校对、抬铅板、打样，什么都干。已上了60岁的马曜，有时还要骑自行车，到5公里以外的印刷厂去校对、看稿，这是相当辛苦的。他一心一意把《思想战线》办好，并按期出版。
1979年，马曜出任云南民族学院院长，1983年改任名誉院长，为发展党的民族高等教育事业倾注了满腔热情和心血。他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团结带领教职员工，克服困难，建设新校舍，开办新专业，不断扩大办学规模，使云南民族学院顺利完成了从民族干部轮训学校向综合性正规大学的过渡。马曜爱才、重才、惜才，把培养人才视为自己的职责。他延揽人才，求贤若渴，团结知识分子，出以公心，不计毁誉，敢于冲破阻力，赢得了教育界的普遍尊敬。
马曜是著名的教育家，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教育部门工作，小学、中学、大学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并为发展民族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马曜是著名学者，是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主编)、《云南简史》(主编)、《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二、《白族通史》(通纂)、《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与缪鸾和合作)、《云南民族工作四十年》(主编)、《马曜学术论著自选集》、《云南》(与李晓岑、何昌邑合编)、《大理文化论》、《民族学与民族工作论文集》等。共计出版著作20多种，发表论文200多篇。他在历史学、民族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富于创建，卓有建树，特别是他运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民族学资料，比较研究先秦历史，于考古学、文献学之外，另辟蹊径，使用了民族学资料，创造了史学研究中的“三重证据法”,得到许多知名学者的充分肯定，把它和人类学家摩尔根的研究相比，认为是提供了一把解开西周社会性质之谜的钥匙。马曜的主要学术著作，是在离休以后，不顾高龄，勤奋努力完成的。他在年高体弱的情况下，孜孜不倦从事研究和著述，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学术财富。
马曜还是优秀的诗人，创作旧体诗数百首，其中261首旧体诗，结集为《芘湖精舍诗初集》,1949年刊行，1992年重新出版，好评如潮。他的诗，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了完美的结合，格律谨严，意境高远，诗味醇厚。
马曜是著名的“云南才子”,是云南很有代表性的一代世纪学人，集战士、学者、诗人、教育家于一身，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社会活动家。
马曜不仅为革命事业，也为学术艺术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为人正直厚道，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廉洁奉公；生活简朴，不慕荣利；对待别人，和蔼可亲，赤诚相见，乐于助人。其长者风范，有口皆碑。著名学者季羡林称他是“道德文章并重”的高尚的人。
马曜的一生是在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中前进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在“否定之否定”中前进的，是在“否定之否定中改造自己”的。这是一种不断追求进步的态度，也是一种虚怀若谷的谦逊态度，政治上如此，学术上也不例外。例如，马曜对白族族源问题的研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1956年，《云南日报》开展对白族族源问题讨论时，马曜从《史记》关于“昆明”族在滇西活动的记载中，得出白族起源于“昆明说”。到1972年以后，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时，据李京的《云南志略》,改从“僰人说”。20世纪80年代编写《白族简史》时，又依据新发掘的考古资料，提出白族主要起源于洱海周围的土著居民“洱滨人”的主张，并认为后来从川东南迁来的僰人也是白族的一支，提出白族“异源同流”说，但最早的先民还是“洱滨人”。不断否定自我，从而不停地前进，不断寻求新的事物，这是马曜一生走过的道路的基本总结。
2006年2月8日8时30分，马曜走完了自己96岁的人生道路，无疾而终。
(谢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