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懋勉(1914～1974),山东聊城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傅文山为饱学之士，曾任过山东莒县县长。弟兄三人(他排行第三),在聊城颇有名气，号称“傅氏三杰”。二哥傅懋勣，英国剑桥大学语言学博士，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

傅懋勉18岁毕业于山东省第三师范学校，后考入齐鲁大学中文系读书。抗战爆发后，辗转到昆明，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学习。1938年大学毕业后，傅懋勉在保山旬阳中学、大理国立师范短暂任过教。1941年11月至1942年7月在西南联合大学任助教，教大一国文。1942年8月至1944年7月，又在昆明清华研究院学习，先后就读于朱自清和闻一多先生的门下，获得研究生的资格后在昆明中法大学、呈贡东方语文学校任讲师。1946年到云南大学中文系任讲师，1948年8月被评为云南大学副教授，直至他1974年逝世。

在云南大学任教期间，他曾任中文系中国古典文学组的组长，教授中国文学史和语文概论。他精于“先秦两汉”至“宋元”段，其1953年填写的云南大学教学简历表中自述道，他在《国文月刊》和《云南论坛》上先后发表了《从绝句的起源说到杜工部的绝句》、《谈律诗》、《白乐天的格律》、《杜工部的诗法》、《对史记中几篇列传的商榷》、《江郊祀歌十几章为楚声说》等文章。又据山东聊城的《傅懋勉先生简历》中记载，其作品主要有《〈西厢记〉经过——唐·元稹〈会真记〉,经宋董解元鼓子词“西厢记”到王实甫〈西厢记〉》和《金圣叹研究》等。

他教授中国文学史的魏晋和唐宋部分。由于他口才很好，课堂语言简练，功夫扎实，而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颇受历届学生的欢迎。

解放后一段时期他发表的论文很少，究其原因，有的认为他家累过重，有四子一女，又供养父母，家庭经济拮据，没有精力顾得上写论文。有的认为他教学任务过重，教两门课共七课时。有的认为他勤奋不够。他认为这三种因素中主要的是没有调动他的积极性，怕政治运动过多，白纸黑字将来被人揪了“辫子”。1958年有的学生批判他时说：“傅懋勉先生在讲授嵇康、阮籍的时候，不加批判地赞扬他们‘口不言臧否人物’、‘终日酣饮为乐’的魏晋风度。”当时可能是他的心声。

1960年以后进入调整时期。新调来的党委书记高治国发表了《学校工作应以教学为中心》的署名文章，在全国影响很大；同时又做了很多调动知识分子的实际工作。教师的积极性有不小的提高，傅懋勉也是这样。他在云南大学的校刊发表了一些文章，其中《学习毛主席的“到韶山”》和《学习毛主席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两篇文章，仍保持着他一贯的风格。傅的评释实事求是，不浮夸。

然而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初期，他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心情很苦闷和压抑。1968年缴枪时“造反派”乱耗枪弹，他幼小的四儿在家中被流弹击毙，这对他打击很大。1974年他患了盲肠炎又被误诊，当做胃病给他吃了止痛药。两天后大发作，被送到昆医附一院治疗，虽经名医蓝瑚主刀，但盲肠已经穿孔，引起腹膜炎。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名医已无回天之力。他去世时，中文系曾开了追悼会。

他是一介书生，解放前未在政界做过事，未参加过反动党团。1953年在昆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支部委员及云南省民盟省委委员。

纵观傅懋勉的一生，他是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参加过云南教学改革和“四清”运动，同时又随学生下乡劳动，努力改造世界观。但由于当时“左”风日盛，对旧社会来的“旧知识分子”,未能让其很好地发挥作用，帮他作出更多的贡献。他英年早逝，不能不是我们的一种损失。

资料来源：

1.傅懋勉1963年以前填写的档案。

2.走访云南大学中文系一些教职员。

3.查阅云南大学校刊。

4.参看山东聊城的《傅懋勉先生简历》。

(杨肇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