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孟雄(1926～2010),又名董家敏，祖籍云南腾冲董官村，1926年3月18日出生于北京。董孟雄先人，诗书传家，乡里推贤。辛亥风云骤起，董孟雄之父董率真投笔从戎，18岁入广东韶关讲武堂第一期，毕业后跟随老同盟会员李根源将军参加国民革命。1922年随李根源入京任农商部主事，开始接触马列主义。1926年携家南徙上海，创办《新腾冲》杂志，投入革命活动；并一度回滇组织青年推动家乡的反封建斗争，为地方军阀悬赏通缉而险遭不测，被迫再次离滇。1933年举家离沪远赴新疆，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进步工作。董孟雄自幼即深受家世书香熏陶，于革命风云耳濡目染，以后人生路上虽历经坎坷，但始终信念执著,历九死其犹未悔。终于在1984年年近花甲之时，实现了年轻时的夙愿，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秋，董孟雄之父与俞秀松、包尔汉等一批进步人士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逮捕，身陷囹圄，8年中存亡莫知。全家孤悬边陲，举目无亲，告贷无门，在家庭处境剧变与贫困交加中长大的董孟雄，养成了勤奋坚毅的性格，每年都以前三名的优异成绩获公费就读，并兼为学校刻写蜡纸，为报刊撰稿淬炼文笔而补贴家用，先后得到林基路、茅盾等良师教诲。1944年在新疆学院就读时被选为学生会主席，旋即被盛世才以“共产党阴谋暴动”罪名被捕入狱。直到1945年才与故乡取得联系，并仰仗侨商二伯的资助，全家才得以返回云南。
1946年董孟雄为完成未尽学业，转学入云南大学经济系，以“绝空言”,1948年毕业受聘留校任教。1949年，卢汉将军秘密筹划云南和平起义，秦瓒教授肩负为其策划财经对策的重任，董孟雄作为业师秦教授的机要秘书，积极参与研讨和筹拟方案，其中的一些重要措施如立即停止在云南使用金圆券，恢复半开银元为云南本位币；接收国税局，截留解款；接收中央银行昆明分行金库；禁止金银外币出境等等，对稳定当时云南地方经济和人民生活以及为后来云南和平起义的实现，做了一些很实际的基础性工作。
1951年，董孟雄奉派出国，赴缅甸仰光南洋中学执教。董孟雄海外育苗，面对三代侨生，混杂着他的同辈与晚辈，如今分布于世界26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学生凡路经昆明，必定要来看望董孟雄，而董孟雄凡知学生抵昆，总要拨冗面聆。在悼念董孟雄的追思会上，年逾古稀的赵华老人满怀深情地追忆起当年他的同学吴锡枝在一篇周记里对校长的一些行为提出质疑，自己心怀忐忑，却得到了董老师的表扬与鼓励。老人不无感慨地叙述，董老师正是以身边的点滴小事，让学生们体味他的唯理唯实之风范与平等民主之精神；董老师正是以焕然一新的教学方法，让海外学子感悟到了追求真理与进步的理念；董老师正是以广博的知识和亦师亦友的情怀，深得一大批海外侨生的爱戴。受董孟雄精神之熏陶与感召，不少热血青年追随董孟雄归国，参与建设祖国，许多人成长为不同领域之翘楚，颇有建树。
董孟雄在云南大学治学、传道60余年，先后在经济问题研究组、历史系、经济系、旅游与工商管理学院任教。担任过云南大学经济系副主任(主持工作)、云南省经济学会副会长、昆明市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人民政府经济技术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云南省财政志编纂委员、云南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云南分会常务副理事长等职。为本科以及研究生先后开设了“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近代经济史名著选读”、“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近代财政史”、“经济史学史”、“史学理论与科研方法”等10余门课程。董孟雄的课程，因分析独到，史论相彰，尤以深切的爱国热情而获广泛赞誉，多次获云南大学教学优秀奖。董孟雄喜欢上课，把传道授业作为自己的志趣；学生则以听他讲课为一大享受，感受他的博学旷达、敏捷的思维和严谨的逻辑：“讲经济学理论，抽丝剥茧，条分缕析，清晰明了；讲历史事件，行云流水，声情并茂，生动再现。”
董孟雄对学生在学业上严格要求、大冶锻淬，又循循善诱、春风化雨。董老学生在人生道路、治学、婚恋、家庭等重大问题上遭遇困惑之际，都视“董老”为可以倾心的良师益友。1982年入学的本科生张海翔发出“受业门下，一生之幸”的心声；1999届的硕士生费鸿萍还记得“董老精心批改每份论文和作业，指出里面的错误，连标点符号都一一指正，让学生学会了怎么做一个负责的老师”。
1988级经济史硕士，曾任海南省西沙、南沙、中沙工委书记的张耕在《敬爱的老师离我们而去了》中写道：“老师最看重的就是做人。老师常说做人要正派，要正直，要实事求是，敢说真话。不仅上学期间，就是工作后这么多年，每一次人生重大决定都受到先生的殷殷教诲。”“先生待人至诚至善，我们一家终身难忘。到学校报到时，是我父母陪我一起来的。北方的夏天酷热，到昆明时却下着毛毛雨，凉风一吹，很有些瑟缩，就有些想回家。报名时老师正好看到我们，立即邀我们一家到家里，马上找了几件衣服给我们，亲自下厨做菜，拿出好酒与父亲小酌。老师的谦和、热情温暖了我们全家。爸妈一再对我说，你拜了个好老师，要好好跟老师学。”……老师“不仅对他钟爱的事业负责，更对我个人的成长负责。老师的开明豁达让我非常感动，跟随老师的所学所思让我受益终生”……“毕业二十多年了，生活中各种际遇都有过，但是，无论多么艰难都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在支持，就是老师经常教导我们的，无论在哪里，无论做什么都要尽力为国家、为人民多做些实事，多做好事。随着年龄增长，这种核心精神越来越强大，成为工作生活的原动力。”1978年入学的本科学生陈庆德于此也深有同感地追述：“待人辨事识理明道先生教我；知言知行知心知遇衣钵承恩。”
他一贯主张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提示当下；但绝无门户之见。毕业远走他乡的学生，仍爱写信向他请教，“老师虽然很忙，总是每信必复。在指点迷津的同时，还非常关心个人生活，常问个人问题是否解决，生活能否习惯，要好好与他人相处，像慈父一样关心我每一步的成长”。
经他亲授的学生，有多人考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不少人就职于全国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骨干力量。在他辛勤的指导下，不少出于其门下的弟子在《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经济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民族研究》等国家一级权威刊物发表了研究论文，并在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著名出版社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专业学术论著。
董孟雄一生潜心治学，壮心不已：从步入学术殿堂之始，他就以“绝空言，务实学”为座右铭，其数十万字的大学毕业论文到好评；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率先从事开辟云南地方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基础工作，引起各界重视。几十年来，他不但勤勤恳恳地查阅档案、文献，访贤求教，而且多次带领学生赴个旧进行锡矿史调查；入丽江、德宏进行民族经济调查；到滇中多县市进行农村经济和商情调查；并先后参与了昆明市志的资料辑录、整理工作；《东川铜矿史》、《云南冶金史》的编审和定稿工作；《云南省财政史》、《云南省科技史》、《云南历史货币》等论著的审定和论证；以及为《云南简史》修订版作过专章补撰，成为公认的熟悉近代云南地方经济史的专家。他对少数民族经济史的研究，丰富了他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混合型与过渡性的认识，充实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总体范围和内容，引起学界同行的广泛重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着手编撰时，特邀他为该书撰写《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变化》专章，并得到了高度评价。董孟雄在年逾花甲后，数次遭遇了癌症、脑梗塞等重疾病的打击，但他都以非凡的斗志和顽强的生命力战胜了病魔，持续着内在于他生命之中的学识探问；进入古稀之年后，仍然坚持为学生授课；在享耄耋之寿后，他依然关注着学术研究重大问题的进展和变化。
董孟雄快意人生的洒脱，深邃的人格魅力，每每在师生心底烙下了说不出的钦佩和羡慕。2010年11月3日，董孟雄安然逝世。国内外师友纷纷致电致函，以表缅怀之情。不少挽联祭幛流溢着对董孟雄学者风范与崇高人格的尊崇与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