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钟珩(1920.11～1969.3),出生于江苏宜兴徐舍镇一个工商业者家庭，是家中第五个孩子，有一兄三姐及一弟。8岁时家道中落，为维持家庭生计，他常到南货店帮做店务。1933年考入宜兴中学初中部念书时，家境已相当困难，他曾到浙江宁波鄞县政府地政局做描图练习生，以微薄收入帮补家用；看到了“官场”的以势欺人，对穷苦百姓产生了强烈同情心，见不平事常奋然相助。
1937年他初中毕业后考取南京中学，时值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后家乡宜兴亦已危急。由于不愿做亡国奴，是年11月即与其弟随同一批失学青年步行流浪到后方，经安徽芜湖至武汉，转至贵州铜仁，由当时的国立三中收容入学。
1938年2月至1940年2月在铜仁念书时，有机会看到一些在青年人中偷偷传阅的《新华日报》,在新书里阅读了里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讲话》、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新哲学的人生观》以及《解放》杂志，这对他后来世界观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1940年，他以当年考生数学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因无路费，申请休学一年，以教书积攒盘缠。
1941年10月由铜仁抵达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入经济系攻读。其间，通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写下数万字的读书笔记。由于家乡遭日军侵占，家人更无力支持他念书，四年的西南联合大学学习均靠工读维持，曾以抄写员、饭店会计、家庭教师之职为生。
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青年同盟，任第一支部小组长，并积极参加西南联合大学学生的民主革命活动。1945年7月虽已考取北京大学研究生院，由于生计所迫，到昆华女职教书，未能继续深造。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获法学学士学位。
1946年至1949年任昆华女子职业学校教师兼教务主任期间，翻译过《密勒氏评论报》关于内战情况的文章及一些进步文字，刊载于《小时报》、《正义报》上。1948年，昆华女子职业学校与昆明商业学校等教师举行罢教活动，戴钟珩作为领导者之一，邀请省、市各校教师代表在昆华女子职业学校召开大会，发表“反饥饿，要活命”的罢课宣言，最后省教育厅改用银元发工资，斗争取得了胜利。
1949年7月参加新民主主义者同盟。因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活动，被国民党政府列入缉捕黑名单，曾多次逃避方免遭捕。年底，到《云南人民日报》经济版任主编，因有志于教学事业，1950年调入云南大学经济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之职。
1951年11月至1953年7月，被派往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攻读研究生，受业于孙冶方等著名经济学家门下，有《利润率下降倾向的法则与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等几篇论文。
1953年毕业返校，任政治课教研室政治经济学教研组讲师兼副主任。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这段时间，他在深入钻研马克思《资本论》的基础上，厚积薄发，担任为全校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任务。他的讲授给当年的许多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认为他的思维敏捷严谨，语言流畅，表述逻辑性强，条理清晰。他的讲课不用大本的讲稿，只用简洁扼要的讲课提纲。认真听完该课程后，课堂笔记无须润色就是一本很好的讲稿。
1955年2月他完成了政治经济学专题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与货币，从资本主义的商品分析着手，探讨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与货币等问题。
195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至1958年，代表西南地区高校到北京中宣部参加由于光远主持的全国高等院校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其承担了其中部分章节的撰文。返校后任政治课教研室副教授兼副主任之职，在任期间对教研室工作兢兢业业，重视教学与教材的建设与发展。在他的主持下，全教研室教师共编写政治理论课讲义四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科学共产主义》、《中共党史》(第一、第二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此举为全校政治课教学的教材建设奠定了基础。
1961年，云南政治学院并入云南大学，云南大学成立政治系。戴钟珩参加了政治系的新建工作，之后调入政治系任副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直至去世。他曾当选为云南大学校党委委员，社会兼职有民盟云南省委委员及宣传部部长，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理事、政治经济学会会员、《学术研究》编委等职。从1961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虽工作繁忙并受当时极“左”路线的干扰，但他始终坚持教学与科研工作并重。在主讲“形势与政策”课程时，常组织师生讨论形势与政策问题，他对当前形势与政策的分析十分精辟，给人以启迪。与此同时还开设了“资本论研究”课程，由于对《资本论》有深厚的功底，在西南地区乃至全国均有一定影响，该课程的讲授受到师生普遍赞誉。对《资本论》原著他可谓烂熟于胸，对其中的经典性论述常常能立即说出某段论述载于书中某章某节某页第几段。对当时有志于深入研究《资本论》的一名学生，他专门予以悉心指导，从论文提纲到初稿均亲自点拨。这位学生留校任教后，他又亲自指导其研读《资本论》,并经常到教室听其讲课，指导其写讲稿，检查其学习情况，听其汇报读书心得或答疑。这段时间在他的领导和带动下，教研室会议的主要内容围绕《政治经济学》授课的少而精和《资本论》研究展开活动。会上，他经常主讲《资本论》并答疑，对当时政治系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高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他亦十分注重自身的科学研究，在《学术研究》、《云南日报》等报刊上著有《略论社会主义的产品与商品》、《关于劳动的二重性问题》、《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等若干篇文章，探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在不同生产关系条件下的性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性质及其变化规律。对《资本论》的研究，他并不拘于课程的讲授及文章的发表，曾在全校师生及省委机关干部中作《关于〈资本论〉的方法论》的专题学术报告，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方法论研究和探讨各类抽象的理论问题和具体现实问题。
戴钟珩一生为人正直，待人坦诚，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严重摧残，被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但对自己一生致力的《资本论》研究，他始终坚信“没有错”。1969年3月24日，戴钟珩被残酷迫害去世，年仅48岁。粉碎“四人帮”后，云南省委于1978年8月为其恢复名誉，推倒了对他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为其举行了平反昭雪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
2.《云南教育大事记》,云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