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濬(1900～1983),字文渊，安徽太和县人。少年时期在家乡寄读私塾，1914年14岁即考入上海震旦大学，1919年因参加“五四”运动而被校方开除。辍学后不久，便参加勤工俭学赴法国留学，1921年进入巴黎大学攻读物理，获理科硕士学位。然后再转入巴黎高等无线电学校和巴黎SFR无线电公司深造，并任职无线电工程师。在此期间，结识了较自己年长的革命前驱徐特立，初受革命思想熏陶。
张其濬1928年归国后，任教于上海暨南大学，1929年受聘返乡、任安徽大学教授兼理学院院长。1930～1940年的十年间，相继辗转于武汉大学、广西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暨北京中法大学等物理系任教授、系主任等。北平沦陷后，面对侵华驻北平日军的威胁和利诱，张其濬民族气节凛然，不怯不卑又不亢，拒绝到受日寇控制的伪北京大学报到任职，毅然于1940年乔装书商只身逃离北平，兼程辗转来到昆明。早在法国留学期间，张其濬就在脑海里萌发了要促使贫穷落后的中国富强起来，必须首先注重教育，提倡科学的“教育救国”和“科技兴邦”思想，所以从沦陷区来到昆明以后，他仍然立志从事为地方培育人才的教育事业。任职中法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继而接受熊庆来邀请，到云南大学任物理系教授、系主任兼理学院院长等职务。
解放初期，原留学法国时的同窗学长、革命老人徐特立自北京来信，鼓励和支持张其濬继续留在云南工作，创新边疆地区的科技、文化和教育事业。徐特立在信中写道：“足下在云南最近才知道。回忆在巴黎时，像勤工俭学那样，生活的艰苦作风还堪自慰；二三十年来，足下还是两袖清风，在极端紊乱的国民党时代保存了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如足下者可为人师。云南为西南重镇，又系重工业区域之一，发展前途无限。云南大学理工学院为国家培植重工业技术人才的学府，在内战破坏之余，其困难必倍于东北和华北，尤赖有艰苦作风如诸勤工俭学同人者，望足下长期留滇工作。…”张其濬深刻领会了徐特立的支持和慰勉，矢志扎根边疆，振兴科教事业。
抗战胜利以后，攀升高官厚禄之机不乏，张其濬不为所惑，却埋首耕耘边疆科教，同时惦念着家乡的教育和建设。他曾于1946年和1947年的假期三度返回安徽，衔领协助安徽大学的教务、扩系暨培增师资等方面的工作，为家乡的高等教育倾注了心血和精力。
张其濬初任云大物理系主任兼理学院院长，便着手筹配高水平的教学班子，常常挂在他嘴边的一句话是“师高弟子行”。他陆续向熊庆来推荐了曾任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理论科学家彭桓武先生；早年留学比利时，并参与奠基宇宙线赤道锥体理论的著名学者张永立先生；曾与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共砚，并旅欧暨留学美国的杰出数学物理学家王明贞女士等相继来云大执教。50年代，他邀请了著名旅美华人物理学家袁家骝、吴健雄夫妇来云大作短期讲学。张其濬兼任云南大学副教务长之后，虽系务、校务、庶务纷忙任重，仍然不遗余力继续担任物理系的重头基础理论课《电动力学》的教学；同时就在他的直接主持下，学校成立了科学研究委员会，编审出版了定期学术刊物《云大科研简讯》(实为云南大学学报的前身)；鼓励教师和学生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和科普活动，活跃学术空气。当时的科研成果或论文若能被《云大科研简讯》杂志录载时，所获稿酬是比较高的；张曾解释说：“这既有鼓励的性质，也有奖励的含义”。张其濬一直鼓励、发动、支持并亲自参与科学普及活动；他自己撰写，也动员年青教师撰写科普文章，宣传和解释自然现象和大自然与人的和谐所必需的科学知识。例如《东南风、雨祖宗》、《卷层云与天气变化》、《日晕的诠释》、《万赖俱寂观流星》、《雨过斜阳照、霓现半睛空》、《穹苍无天狗、月黑怨地球》、《“火烧天”不怪、气象转预宣》、《农作物对太阳能的利用率有几多》等。同时在他的倡议和政府部门的支持下，1950年昆明地区率先成立了以宣传自然科学为先导、以解释自然和谐和自然为内涵、以增长人民大众自然科学知识为目的的云南省科学技术联合会(简称科联)和云南省自然科学普及协会(简称科普)等的群众学术机构和社会团体。自那以后，云南的许多地区，纳宣、教、协、联为一体的科普活动变得十分活跃，原来土生土长经常受教(诲)于张其濬座下的门生、自学成才的知名气象学家陈一得先生即是省科学普及协会的第一名会员，后来在张的推荐下并担任了省科普协会主席。张还积极帮助和支持陈一得自办气象观测站，亲自指导陈来物理系实验室进行实验，等等。
不宁唯是，张其濬的办学思想既重理论学习、亦严实作训练，他常说：“不经一事、欠长一智”；认为理科与工科，还有农林科与医科等，都必须是理实并重、手脑双挥的实践基地。他常对学生们说：“我在上面讲，你在下边听，然后能够在你的脑海中把我所讲的重复出来，那也只能算接收了一半；若能用实验或实作的办法把它们演示出来，才能算pass(及格)；要是再能不显重赘、举一反三，可以认为a little creativeness(有一点创造性了)。”正是斯一席话，不蔓不枝、言简义赅、哲理精深。
云大物理系原来的实验仪器很少，其基础设施仅能勉强应对本系为数不多的学生做实验。张其濬憧憬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艰辛经历，认为应该发扬、传播和发挥艰苦敬业的“勤工”精神，设法自立更生，用自己的双手来制造物理仪器，以满足更多学子的实作学习。在校长李广田的鼓励和支持下，张其濬思溢行随，指挥物理系于1952年成立了金工室，借助于昆明冶金陶瓷研究所(昆明贵金属研究所的前称)所长马光辰教授的支赞、直接从该所调来金工室两位手艺超群的八级车工师傅和钳工师傅江荃和甘树棠。马同时慷慨割玮，转让了当时在国内尚属稀有并难予购置的精密车床、牛头刨床和铣床等；再配之以其他技术水准亦匪浅的车、钳工和特技铣磨技术工人、玻璃吹制灯工暨辅助人员共计7—8人。在制做各类物理实验仪器的过程中，张其濬始终督战全局，并亲自参与了不少环节的设计和绘图工作；他还发动和依靠中年教师杨桂宫带领青年教师李炽、李作新等自行采购元件材料、自行绕制线绕电阻、电位差计、自行装置检测母仪、标检力学、热学、电学、声光学及物性学等仪器中的主、配元器件和附件、标刻量度等。他们教师与工人紧密配合，团结无间，为了一个目标——制造仪器。大家在系主任张其濬的带领之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废寝忘食、争分夺秒，举步坚实而立竿见影；不到一年时间，上百套崭新的包罗了力、热、声、光、电和物性的物理实验仪器闪光夺目地展现于会泽院一楼的四个暂时划为实验室的大教室内，出色地保证了当时全校理科四系一专、工科五系、农科四系一专、以及医学院各科系和医专等近千学子的大循环物理实验课能够稳健而顺利地进行。
云南大学研造高等水平物理实验仪器的消息迅速辐越西南高原，遍传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大江南北，引发巨大反响。不邀自莅了全国各高校包括清华、南开、北大、南京大学等十所兄弟院校众多嘉宾，在高等教育部杨秀峰部长亲自率领下，于1953年暑期莅临云南大学，集会泽院举行了“观摩、学习、交流”现场盛会；贵宾们不辞辛劳、千里迢迢送来千重嘉许、万般勉励，鼓舞我校师职生员戒骄戒燥、恒擎锋锐、持续激进，百尺竿头、辉丰再创。杨秀峰部长在会议上宣布，高教部决定：由西南高教局拨款给云大新建一座教学大楼以示表彰。这座大楼就是今日的数理馆。
1953年曾由高教部直接组织了面对全国高校物理系、事先不予通知的突击性四门重头基础理论课程(理论力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和统计物理)的统一期末考试。统试结果见分晓时，云南大学物理系成绩优异，居前三名。就这样，首启研造仪器创举、锦添统试成绩拔萃，赢得嘉誉、“蜚声遐迩、名驰神洲”,塑菁华之辈出，数十年而不衰。张其濬育才得道，治教有方，其功卓著。云大物理系全国出名，来之有稽。
饮水思源，张其濬教授精镂勤缀不落窠臼，十分重视由学识造诣高深、教学经验丰熟、实践能力强劲的老教师把关授课。同时也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寓教于学、寓学于教，在繁复而有序的实践中“马上”培养中青年教师，既涌现出了“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好手，亦不放失“新姜逊于老姜辣”的劲把，他们经纬连茬、蒂壮基深。
张其濬早年留学国外，通晓英、法、俄文，但他从不迷信洋人。他常说：中国人最聪明，中国人应有中国人自己的一套。他一贯主张高等学校应该教学与科研同时并重，科学研究必须结合我国国情着重解决工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服务于国民经济。鉴于我国无线电通讯技术的落后，张其濬首先着手研究无线电传真技术，并在物理系增设无线电专修科，为云南迈出先进通讯步伐创造了条件，培养了大批无线电技术人才。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张其濬虽身兼系主任、院长、副教务长等行政职务，仍然持续讲授多门课程，教材均出自编自授，编著了《理论力学》、《振动理论及声学》、《热学及热力学》、《电动力学》、《数学物理方程》、《高等动力学》、《量子力学》、《向量与张量》、《矢算分析》、《气体电子学》、《阴极电子学》等超百万字的10余门教程。
在电子物理、无线电技术、传真技术暨物理实验等方面，张其濬教授是一位德才兼挺的老一辈专家、学者，结合他亲身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实践内涵，先后撰写出那么多的宝贵教材，他竟然没有想到去出版“一本书”,这是什么精神?张其濬的挚友、著名美籍华人物理学家任之恭先生在来信中，曾赞誉他是“具有超时代奉献精神”的人。
“文革”期间张其濬虽身处逆境，1971～1973年仍积极参加主持用于核爆炸当量方位距离测定的“原子弹爆炸探测器”的研究项目，并获得成果，受到国防部和昆明军区的嘉奖。粉碎“四人帮”之后，张其濬虽年逾七旬，仍然继续率领中青年教师搞科研。他在全国首先提出用汉字偏旁进行编码，经过不懈的努力，先后研究成功适用于电子计算机处理数码最少、结构最合理、使用最方便的汉字编码方案——汉字信息处理输人系统的新途径“汉字分解与合成”及“汉字字形三元体代码法”等，并获得1979年云南省科技奖及1982年省级科技成果奖、云南大学应用成果奖等。张其濬自1957年以后连续受到各种“运动”的冲击，身心受到较大伤害，但他勇为强国富民的科技进步与教育献身精神锐意未减、矢志不渝。“文化大革命”以后，他对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曾以毛笔端楷书写了“春色弥望晨曦绚，满目青山夕照明”的诗句，以表述胸中的舒畅情怀。为端正认识和搞好学校重建教学秩序与科研体系，提高、加速规范化进程，他仍不改当年“晋谏”作风，经常向校方精提合理化建议，促进树立良好风尚、改进学校工作。
张其濬教授学识渊博，经纶满腹，言谈很有风趣，并富含幽默感和教育启迪意味。他作风朴实、平易近人、治学严谨、关爱后生，历届学子对他都十分崇敬和爱戴，从教数十年桃李满天下；1982年，中国物理学会曾向他颁发了连续50年辛勤从事物理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荣誉证书和金质奖章。他曾被推选为中国物理学会首届理事、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汉字信息处理研究会理事、全国中文信息研究会名誉理事、云南省首届物理学会理事长等，并被邀请担任第五届云南省政协委员。1982年，日本曾邀请张其濬先生赴东京参加有关“多种语言文书处理”的国际学术会议，怎奈他病魔缠身，双腿失灵步履维艰，未能亲自出席会议交流研究成果。1983年初先生病情恶化，临终前夕弥留之际，每每苏醒之时，话不离题仍在比比划划，以生命的最后时刻谱写完他毕生为之无私奉献和献身的科教事业。1985年7月，与先生相濡以沫数十年的夫人张文震女士遵照先生遗愿，将珍藏的250余册中外文书籍(包括其本人的著作若干集)赠送给云南物理研究所，以求有助于后人的物理研究工作。
2.张梧英：《云南大学校友通讯》,1996年4月第31期，云南大学校友总会编。
3.张梧英整理：《张其濬生平综合材料》,2000年10月。
4.笔者1947～1983年与张其濬共事30余年间，留存的笔记、笔录和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