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1889.22~1958.7），字叔雅，原名文聪，安徽合肥人，云南大学一级教授，九三学社成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刘文典出生于商人家庭，其父刘南田。他幼年入合肥教会学校读书，受到良好的外文训练。十五岁左右，因受新思潮影响，痛恨封建家庭，厌恶教会学校，遂于1906年离家赴芜湖入安徽公学读书，师从刘师培、陈独秀。1907年，刘文典在芜湖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因怕连累家庭，改名文典。
1909年，刘文典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师从章太炎。当时国内反清革命风起云涌,聚集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深感民族危机深重,痛恨清政府专制腐败，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大力宣传民主革命。刘文典热情投身革命活动，曾回广州进行革命“串联”。辛亥革命推翻帝制，1912年刘文典满怀激情回到上海,在于右任办的《民立报》任翻译，传播民主革命思想。
1913年，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屠杀革命党人，暗杀宋教仁、蒋鸿仙，刘文典同时遇刺手臂中弹受伤。孙中山组织力量起兵讨袁失败，被迫流亡日本。刘文典追随孙中山到日本后，任孙中山的秘书。1914年7月,刘文典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
1916年,刘文典由日本回国。是时,袁世凯已死，国内军阀混战。面对全国一片黑暗的严酷现实，他深感失望彷惶，决心离开政界，专事学术研究。陈独秀当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介绍刘文典到北大担任教授,同时约他任《新青年》杂志英文编辑。在当时这份全国最有影响的杂志上，就经常有刘文典的文章发表，如:第一卷三、四、五、六号上，就有他的《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叔本华自我意志说》、《佛兰克林自传》、《美国人之自由精神》等著译。
北大校长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因此,学术空气很浓。刘文典跻身其间,他虽以“才子”自居，目空一切,但他还是一面教书,一面潜心研究学问。1923年,由胡适作序,刘文典出版了第一部著作《淮南鸿烈集解》。此书出版后，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他的学术声誉也随之大振。90年代初，安徽重新出版的《三余堂札记》也是刘文典在北大的一部著作。
从1916至1927年,北大十年的教授生活对刘文典来说，也是他在学术上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继《淮南鸿烈集解》之后，又进行了《庄子》、《说苑》等书的校勘，到30年代，出版了《三余堂札记》,40年代，陆续出版了《庄子补正》、《说苑斠补》等专著;全国一九四九年后,这两部著作曾重印发行。这些著作，都是在北大时期就打下了基础。
1927年，刘文典应聘到安微任安徽大学校长。1928年安徽大学发生学生罢课事件，蒋介石亲赴安庆召见刘文典,责令他交出共产党员名单，严办罢课学生。刘文典对蒋介石十分反感，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并声称不知道谁是共产党。指斥蒋是“新军阀”，蒋大为震怒，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拘押，送警察局关起来，威胁要枪毙他。后由陈立夫从中斡旋,蔡元培力保,蒋才以“即日离皖”为条件，将刘释放。刘文典获释后去看望老师章太炎，章太炎先生抱病挥毫书写对联以赠:“养生来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
1929年,刘文典回到北京，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聘请他担任国文系主任,同时仍兼任北大教授。刘文典说:“这时因为自己觉得受了挫折，于是就埋头研究版本、目录、校勘之学。自命‘抗心希左，以古为徒'，认为只有古典主义的东西才是真学问。”从1929年至1937年这七八年中，他主持系务,从事教学之外，陆续完成了《庄子》、《说苑》等古笈的校勘工作。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力作《庄子补正》。同年，云南大学也石印出版了《庄子补正》、《说苑斠补》两部书。
《庄子补正》一书，1939年陈寅恪作序云:“先生之作，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所必读而巳哉!”198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据商务版重印,增刊了云大历史系主任张德光教授写的《庄子补正跋》一文,称:“《补正》正传写之舛讹，纠旧疏之违失。....乃校勘训诂专著,其兼综群言，发微补阙，实为精心刻意之作，足资治庄学者之借镜。”刘校勘的《说苑斠补》二十卷,与《庄子补正》十分类似，也是他的重要学术成果。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平津相继沦陷，刘文典没有来得及与清华、北大等校撒离南下,滞留北平。日本侵略者通过周作人等请他出任伪职，他断然拒绝。其住宅屡遭日寇搜查,他精通日语，但在日寇面前，他蔑视日本狗强盗，毫无惧色。“以发夷声为耻。”他告诚自己:“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他怀着与日寇不共戴天的民族仇恨,从此终生不讲一句日语，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1938年2月，他逃出虎口，辗转两月，经香港、海防于5月22日抵达联大文学院所在地——云南蒙自。在他给梅贻琦校长的信中写道:“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
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联大”，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联合组成，校址即今云南师范大学。战时的联大,荟集着全国大部分最著名、最优秀的专家学者。当时大半个中国领土沦入敌手,昆明天天遭日寇轰炸。1941年，日寇又攻陷云南西部腾冲。在那极端危急、困难的条件下，刘文典和他们一起,在茅草盖的简陋教室中坚持讲学授课，他住在市郊官渡,离校虽远,从未缺课，他说:“我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真可谓艰苦卓绝。
1943年，刘文典曾一度到思茅任磨黑中学校长约半年时间即回昆明。返昆后，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聘请他担任“龙氏讲座”,后任文史系教授。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秋联大解散,三校迁回平津恢复办学，刘文典仍留云大任教。
刘文典学术功底深厚，治学严谨，教学一丝不苟，深受学生爱戴。他在我国著名的几所大学的讲堂上，执教四十余年，他学识渊博、学贯中西、通晓英、德、日多国文字。他讲授的课程，从先秦到两汉、唐、宋、元、明、清到近现代;从希腊、印度、德国、日本,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他先后开过《文选学》、《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大唐西游记研究》、《庄子》、《淮南子研究》、《文心雕龙》、《史通》、《文赋》、《温庭筠、李商隐、陶渊明、夏完淳》、《杜诗研究》、《历代韵文》等课程。每讲一课，他都有独到的见解。其生平主要著作已出版的有:《淮南鸿烈集解》《三余札记》、《庄子补正》、《说苑斠补》、《进化论讲话》、《进化与人生》等(详见《刘文典全集》)。
刘文典专长校勘学，版本目录学,唐代文化史,是我国校勘学大师,对《庄子》《文选》有特殊贡献的专家，在一九四九年前就誉为“国宝”。一九四九年前夕,美驻华使馆的官员托人传话给刘文典说:“像你这样的人,不能落在共产党手里,请到美国去教书。”要把他“抢救”到美国去,刘文典拒绝了美国官员的“好意”，坚定地留在国内。
1949年，云南解放了，刘文典如枯木逢春，获得新生，他的生活和工作起了根本的变化。最初，他对党对新社会,还抱着怀疑观望的态度，经过学习，觉悟有了提高，对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实行的各项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党和各级领导,对刘文典也很关心，在政治上对他进行耐心的教育.帮助他进步。在业务上也为他创造条件，发挥他的专长。云大校长李广田，在帮助刘文典，调动他的积极性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主动为他改善生活环境，提供教学科研的条件，专为他开辟了杜甫研究室,配备了助手，请他专给中青年教师讲课,培养师资。随着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刘文典的精神一天天振作起来,表示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为新中国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教学工作中,他积极努力,每学期都上课,先后开出温李诗、杜诗研究、文选学、文赋研究等课程。有一年，系领导为让他集中精力从事学术研究，没有给他排课,对此他很有意见,坚持要上课。他说:“教授怎能不教书?不教书就是失职。”后来同意他一面教书，一面搞学术研究，他才心满意足。在教学中,他很重视给学生传授治学方法,启发学生思考问题并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独到见解充实教学内容，使学生从多方面受到教益。
在科研方面，刘文典决心在有生之年完成《杜甫年谱》、《王子安集校注》以及规模较大的《群书斠补》，前二种已基本完成，惜尚未出版刘即逝世。尔后,因各种原因，著作稿几经易手,今已不知下落，实在是一大损失，惟《杜甫年谱序》原稿尚存。
刘文典学风严谨认真，治学精严有法。在和学生接触中，常以前辈学者认真治学的故事教育学生读书要一丝不苟。他曾说到:像刘师培那样的学者，博闻强识，实为人所不及；其读书之刻苦，学识之渊博，亦受人景仰，被称为“读书种子”。但著述引征材料，有时只凭记忆，偶尔也有讹误之处。所以，他认为读书做学问，务必有个老实的态度。他说：不求甚解，是读书的大忌。应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千万莫不懂装懂。”他谈自己校勘《庄子补正》的体会时说：“前人校释是书，多凭空臆断，好逞新奇，或有所得，亦茫昧无据。今为补正，一字异同，必求确诂。若古无是训，则案而不断，弗敢妄生议论，惧杜撰臆说，贻误后学而灾梨枣也。”他常以“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之语鼓励后学，要敢于探索，超过前人。他对待教学和学术研究的这些言行身传言教，对引导学生读书做学问，树立良好学风，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云大中文系的学生对他十分尊敬，因他身体弱，每次上课之前，都有学生替他抬上藤椅，准备好茶水，这在云大教师中是绝无仅有的。
1956年，刘文典晋升为一级教授，并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先后两次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受到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接见。毛主席还亲切地询问他的教学和学术研究情况。刘文典心情激动，在全国第二届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说：“....今天全国建设生产事业突飞猛进，取得空前的成绩，一切都是为了人民，而不是为了一党一派，只有创造没有独占，这岂不是‘生而不有’吗?共产党艰苦卓绝，牺牲奋斗三十多年，建立新国家以后，兢兢业业地做出今天这样的成绩，毫无骄傲自满之意，还要请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去年‘八大’开会邀请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无派人士参加，这岂不就是‘为而不恃’吗?共产党虽然居于领导地位，但是一切措施都是十分民主的，绝不独断独行，这岂不是‘长而不宰’吗?”
出席政协会议回校后，他精神振奋，积极投入教学和学术研究。他说：“共产党把我当朋友，我愿做党的忠实挚友。我找了两句《淮南子》，共产党是‘处上而民弗重，居前而民弗害。’意思就是说：党处于领导地位而人民感觉不到压力；党在前面领导，人民在后面跟随而感觉不到党在前面拦着。这两句话很不错，很得体。”又说：“共产党领导好比火车头，社会主义道路好比铁轨，离火车头，寸步难行脱离了轨，就要翻车。”这都说明刘文典思想认识的进步。正当他准备完成计划中的学术论著时，不幸于1958年7月15日病逝于昆明，终年69岁。
刘早年曾产生过严重阻碍他学术进步的自满情绪，他曾作自我批评：“我自幼受刘申叔(师培)、陈独秀的过分夸奖，刘说我的文章很像龚定庵。陈说我是‘三百年中第一人。’20岁左右就名满大江南北，22岁任孙中山秘书，27岁到北大当教授，更是目空一切。”可见他的骄做自大思想有其历史根源。当年在一片“打倒权威”声中，他承认自己确有“权威”思想，但他说：“学术上的权威，要几十年才能养成一个，有什么不好?”说的也确是至理。当他听到有人对李广田校长说：“刘文典有极浓厚的权威思想”时，笑道：“李校长看见云大里面有学术权威，他只有高兴，不生气的。我既然是'权威’，当然有权威思想，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我还说过：‘我是光，是∝同∪'。这话出自《约翰福音》。意思是说我是全知全能的上帝。我本来非常讨厌耶苏教，但又很喜欢引用这两句话来赞美自己。”他有时也确有欠缺谦逊之处。
刘文典思想上受陈独秀的影响很深，赞同陈独秀的许多观点，如：“要用西方哲学的观点读中国古书。”“只有唯物论才是扫清乌烟瘴气思想的利器。”当年，刘文典也曾“自命是思想左倾，思想界的功臣”，翻译过一些西方及俄国布哈林等人的论著。1927年陈独秀右倾投降，被撤消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职务，开除出党；布哈林被列为叛徒，后遭枪决。这些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对刘文典的思想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刘文典的晚年生活，如金克木所说：“尽管一遭挫折就意气消沉，又生活颓废，脾气古怪但到晚年仍掩不住跟随孙中山参加新文化运动时的豪气。”他是个十分矛盾的人，在过去时代的文人学者中是很典型的。
综观刘文典一生，尽管有时消极颓废，但他仍然是一位学术造诣很高的全国著名学者，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爱国知识分子，云南屈指可数的一级教授，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和对我国教育事业的贡献，都是应当肯定和值得纪念的。
附注：
一、主要著作
《淮南鸿烈集解》
《庄子补正》
《说苑斠补》
《三余札记》
《大唐西域记简端记》
《群书校补》
《宣南杂志》
《诗文》
《书信》
《进化与人和》
《生命之不可思议》
《进化论讲话》
二、资料来源
本文曾参照张文勋先生的《刘文典传略》一文。
(张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