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是云南大学的前身——东陆大学最早开办的文科专业之一。而陈复光又是政治学早期建设者之一。

陈复光

陈复光（1899-1960），字勋仲，云南大理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学者、中俄（苏）关系史专家。他于1914年考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1917公派选送美国留学，进入哈佛大学修国法和外交史。在哈佛大学劳德（Prof. Lord）、柯烈治（Prof. A. Coolidge）两位教授指导下，确立了中俄关系的研究志向。1922年获得哈佛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23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25年，取道欧洲回国，并沿途搜访外交史资料。1926年夏，受东南大学之邀，以《中俄邦交》为主题为该校师生作暑期讲学。随后北上，受时任司法总长张耀曾之聘，担任司法部法权讨论会秘书，同时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1927年12月末离开北京，到南京担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官。

1929年初，应时任云南省主席龙云邀请，返滇担任国民革命军第38军政治训练部主任，后改任特别党部常务委员。这一时期，陈复光受东陆大学校长董泽及清华学长华秀升的聘请，到东陆大学兼任教职，从此与云南大学发生人生交集，并贯穿其后半生的生平与行事。据档案记载，陈复光于1929年4月受时任东陆大学校长的董泽之聘，担任东陆大学《党义》课程教员。然而同年3月，陈复光作为云南省代表赴南京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又在宁沪逗留数月，一时未能返滇。因此，他到东陆大学任教的时间应该自1929年秋季学期开始。

东陆大学校长董泽对省教育厅下发的聘任党义教师公文的批答（云南大学校史档案，档号1016-1-962-74）

自1929年秋季起就任东陆大学教职，再到1933年春离开。陈复光在东陆大学的第一段任教经历约有五年，这五年间，他教授的课程主要有《党义》《美国政府》《欧洲政府》《西方政治思想史》《美国史》《现代国际关系》等。此时的东陆大学政治经济两个学科合并设系，教授政治学相关课程的专任教师仅有严继光、陈复光、邓鸿藩、邓洪焘等数人。1932年，严继光离校赴实业部任职，直到1933年9月，才新增了美国留学归来的张启贤1人。而根据1932年省立东陆大学呈送教育部的《本校概况》记载，这一时期政治学专业课程有26门之多。虽然这些课程未必能全数开设，但以四五人的师资团队承担此20余门课程，教学任务十分繁重。陈复光一人即承担6门以上的课程，可谓学科骨干。1930届毕业生张凤岐，是陈复光到东陆大学任教后教授的第一批学生，深得陈复光教诲之益。在陈复光的提携与奖掖下，张凤岐也走上了从事国际关系和外交史研究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从事云南民族问题和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成为云南省南亚东南亚研究的早期开拓者。

省立东陆大学1930年10月薪俸册中陈复光的任课记录

1930年，云南省政府决定，东陆大学由私立改为省立，校长董泽辞职，由副校长华秀升代理校长职务。华秀升与陈复光同为清华校友，早在董泽治校时期，华秀升就主持文科专业的建设，与国内外学界多有联络。作为华秀升的好友，陈复光除了自己任教之外，也不忘为东陆大学延揽人才。1931年春，陈复光借着赴南京公干的机会，还曾介绍其大理白族同乡、清华校友王湄午来东陆大学任政治教授。王湄午是清末川滇边务大臣、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之子，时任考试院简任秘书。陈复光曾因介绍王湄午来滇任教一事，与华秀升之间有数件函电往还。遗憾的是，由于此时东陆大学正在改制中，在校产清查与移交问题上与云南省政府当局发生龃龉，直到1931年8月才办妥相关手续。在此之前，云南省教育厅暂停了对该校的拨款，王湄午虽然甚愿回云南服务，可惜时机不利，到东陆大学任教一事最终未能达成。

陈复光1931年6月16日致东陆大学代校长华秀升的信（云南大学校史档案，档号1016-1-962-74）

在东陆大学任教的同时，陈复光还担任着国民革命军第38军政治训练部主任职务，为龙云做一些党务和宣传工作。曾任云南《民国日报》主笔的李济五曾回忆说：“陈是特别党部的实际负责人……我发现他不是一般的国民党官僚，而是一位博学多识的学者，提携后进不遗余力，我所以获得较多的国际外交以及历史知识，全是在他的谆谆教导下得来的。”在1930年12月护国起义十五周年纪念之际，陈复光主持编印了《云南护国十五周年纪念特刊》，征集了高荫槐《云南拥护共和纪念特刊祝词》、龙云《拥护共和之回顾与今后吾人努力之方向》、黄毓成《护国举义时之真相》、张耀曾《去年纪念日的演讲》等10篇回忆文稿。陈复光还为这一期纪念特刊撰写了《发刊词》。

《云南护国十五周年纪念特刊》封面及陈复光所写的《发刊词》（国家图书馆藏）

此外，陈复光还多次作为龙云的代表，往来于沪宁杭之间。如，1929年3月21日，陈复光作为云南省代表前往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拜会张耀曾、李根源等滇籍元老。前引陈复光1931年6月23日给华秀升的信中也提到，他此番来南京，曾先后面见何应钦和蒋介石。何应钦3月18日复龙云的电文中也说到“陈复光兄来，惠书并晤面谈一切，甚为感激……承询保送学生事，已函训练总监部核复矣”。张耀曾1929年4月13日、1933年4月13日的日记还提到陈复光前来拜访，向张介绍滇省政情。由此，可知陈复光赴京活动大致若何。

个人的一生，时常为时代的大潮所裹挟，在波涛汹涌的时代洪流中，个人的生平际遇总会与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就在陈复光执教东陆大学的第三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消息传到昆明，东陆大学师生无不义愤填膺，恨不立刻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华秀升校长赞赏师生的爱国热忱，也支持师生的爱国行动。他改革校政，增设军事训练课，组建学生义勇军，定期进行军事训练，以期为国家抗日做后援。还把东陆大学校刊《东大月刊》改为《东大特刊（对日问题专号）》，在第一期卷头语中，华秀升写道：“在此国家根本存亡的当儿，与其长篇大文作些无关时局的文字，不如暂以课余之暇，由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各方面的观察，来分析日本此次之暴举，来研究几个对策。就观察及研究之所得，发表出来，以贡献于国人。拿笔杆子来，尽一点我们当国民的义务！”

《东大特刊》对日问题专号（1-8期）（云南大学图书馆藏）

作为政治经济系教授，又是东陆大学校刊编辑委员会主任的陈复光，积极响应华秀升的倡议，发挥自己的学术专长，以笔为刀，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恶和阴谋。《东大特刊》（对日问题专号）总共编辑、出版发行了8期，还出版了一期《欧战专号》（即第9期）。陈复光1931-1932年间累计在《东大特刊》发表多篇时政论文，现存可见6篇分别是：

1. 《日本强占东三省与苏俄态度之推测》，《东大特刊》1931年第1期；

2. 《日法果秘密同盟耶？》，《东大特刊》1931年第3期；

3. 《由国家总动员说到中日战争》，《东大特刊》1932年第4期；

4. 《东三省之日俄利益》，（美）Holcomlie著，陈复光，《东大特刊》1932年第5期；

5. 《日美冲突与中国》，陈复光、杨明五著，《东大特刊》1932年第8期；

6. 《欧战后德意政府之比较观》，《东大特刊》1932年第9期。

陈复光在文章中一以贯之指出：日本侵略东北蓄谋已久，而中国却对东北开发与实控不足，应对失策。他认为，无论从地缘区位、资源禀赋，还是军事国防方面看，东北都是日本必争之地。而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又必然影响到苏联和美国的远东利益，因此，中国应该一方面运用外交手段，结好苏联、美国等国以制衡日本；另一方面，要从精神及教育、产业、交通、科学、国民、财政金融六个方面开展全国总动员，才能有效应对日本的侵略意图，从根本上维护中国的主权和权益。

上述论文引证甚多，资料宏富、论析详赡，惯于用多种材料从多个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论证有力，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影响。此外，陈复光深悉东北战略地位之重要，在1929年东北军与苏联远东军爆发中东路事件之后，他痛心于国民政府处置之不当，忧心东北之未来，于是将其在欧美搜集的俄国驻华公使伊格那提也夫1860年前后的秘密外交文件加以整理和摘译，编印为《中俄外交秘史之一幕》一书，冀图以此唤醒国人，体现了一位学者的拳拳爱国之心。

陈复光编译的《中俄外交秘史之一幕》封面（国家图书馆藏）

个人职业生涯的播迁，常常以人事因缘为转折点，对陈复光而言，亦是如此。1933年，应同乡前辈杨杰之邀，陈复光离开了昆明，到南京担任陆军大学政治教官，由此结束了他在东陆大学的第一段从教经历。

纵观陈复光在东陆大学的五年时光，可以看到一个身处时代洪流中的知识分子的两面：一方面，长期任职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党务系统，其人生际遇与民国时期政治深度纠缠，这是其无法超越的时代局限；另一方面，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以《东大特刊》为阵地，撰文揭露日本侵略、呼吁全国总动员，并以编译《中俄外交秘史之一幕》唤醒国人，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位卑未敢忘忧”的爱国底色。本文所记述的，正是其学术报国与时代局限交织的历史一角。

参考文献：

1.云南大学校史档案中有关陈复光的文件，档号：1016-1-198-19、1016-1-962-74、1016-1-962-92。

2.张凤岐：《陈复光教授的学术思想》（1989年陈复光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座谈会发言稿）。

3.李济五：《永远怀念陈復光先生》（1989年陈复光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座谈会发言稿）。

4.张耀曾日记，收入杨琥编：《宪政救国之路：张耀曾先生文存》，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

5.《郑天挺北大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26年。

（撰文：段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