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云南大学中文系教师队伍虽不如北大、北师大那样整齐，也没有山东大学18学士那样的豪华阵容，但在古典文学方面有一定的声望。刘文典先生是其主将，自不必说，刘尧民主任在词学上的贡献也早为世人所知。这大概是教育部分配我做云大第一个研究生的主要原因。又如1960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诗经研究论文集》，在不多的文章中，云大就有两篇。除刘尧民教授的“国风”研究外，还有江逢僧教授的“雅颂”专论。在这以阶级分析方法重视劳动人民创作的年代，江先生独具慧眼，肯定了多少被忽视的贵族创作的价值，有意无意地构成了对学界主导潮流的挑战，对稍后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似乎产生潜在的影响。所以当我给1977级学生讲到《诗经》时，给这些所谓庙堂文学以适当的地位，实乃传江先生之火，还历史本来面目。

说起江逢僧先生，更是恩师难忘。尧民先生是我的导师，但我也诚心求教于诸先生，他们待我也一如尧民恩师，毫无保留地传授真知，指导我读《诗经》。江先生要我读云南学者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姚继恒的《诗经通论》，并说朱熹的《诗经传》不能绕过。汤鹤逸教授见我读《诗经》有困难，就教我读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还要我看现代人如闻一多研究《诗经》的著作。这些不仅大大拓展了我的视野，而且在方法上初步融会古今，特别在解读古代作品上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终身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