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泽（1888—1972年），字雨苍，云南省云龙县人，他曾攻读日本东京同文书院，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12年，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及教育，1915年回国参加护国起义，担任护国军司令部秘书及驻港联络总办，1917年初重赴美国完成学业。1920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担任过云南省教育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及富滇银行总办、私立东大校长等职。董泽深受美国教育思想影响，创办私立东大时，仿效欧美高等教育和培养人才的模式，以及根据云南地方建设发展需要，提出办学理念，对学校发展建设具有一定影响。

董泽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他认为“要办好大学，物色师资，最是第一要务”。《东陆大学组织大纲》明文规定教师资格为：一、曾在外国大学毕业者；二、曾在本国大学本科毕业者；三、有精深著述，经本大学教授会评定认可者；四、外国著名学者。他始终把聘任优秀的师资作为办学的第一要务，千方百计从欧、美、日归国的云南籍留学生中选拔“学力优良，经验宏富”学者到校执教。在他努力下，先后有20余位归国学人到校任教。如留美的杨克嵘、陶鸿焘、华秀升、周恕、范思哲、卢锡荣、肖扬勋、何瑶，留西欧的杨维浚、张邦翰、黄晃，留日的肖寿民、华振、李耀商等。私立东大共有教员53人，其中留学归来的有27人，这还不包括香港学成归来的毕近斗、李国清。另外又引进4外籍教师，讲授英文、法文，礼聘国学大师、清代云南唯一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担任中文教授。私立东大一时名师荟萃，人才济济。

董泽在办学中，坚持从云南建设需要培养人才。创办东大之初，曾拟定学校分设文、理、法、农、工、商、医7科，科中分系，系有主任，藉收互助之实效，创办者可谓雄心壮志。但董泽强调：“本校之创办，纯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地方发展文化。”又讲：“云南特产丰富，将来交通发展，必须形成我国西南之工业中心，盖可断言。若然则需要各种人才，曷可限量。”并一再强调：“本校之教育中心，以实用为依归，故所授课程，务以实际，不尚玄谈。”他说：“大学内容，文实并重，然各国大学也亦有先办文科后报实科者。但就滇之现实观察，觉工、机械各科，亦有可以同时筹办之机会。”办好一所大学生源是关键。当时云南具备上大学的优秀生源少，为招收合格的学生入校，先办文理预科，预计招收200名。1923年3月22日，昆明举行大学预科生入学考试，全省推荐的300多人中，仅有30余人达标。面对生源不足，董泽没采取降分录取的办法，而是招收试读生、补习生来提高学生质量。1925年第一届预科生毕业，学校开始招收本科生。由于受地方教育经费、师资力量、学生质量、教学设备等限制，学校发展受到很大制约，他把有限的力量集中在培养云南急需的政治经济、公路建设人才方面，开办工科的土木工程系和文科的政治经济系。土木工程系主要开设公路建设的课程，这批学生毕业后大多投入到云南公路建设中。有的成为公路建设的专家，如东大首届毕业生浦光宗1950年以前曾任省公路局局长，1950年以后任过省交通厅副厅长，亲自主持过我省重要公路桥梁的建设。

董泽在办学中，正确处理计划与现实的矛盾，既培养本省急需人才，又充分利用有限的财力、人力、物力，这是学校在各方面处于艰难困境中仍能发展的重要原因。

董泽对校园环境建设有其独到见解，这体现在学校的选址和建教学大楼。他认为学校是教育场所，其地域必须宽敞，位置必须适中，建设必须独特，才能体现大学之精神。1920年11月22日，他与王九龄就大学校址向唐继尧陈述：“学校地址，自以规模宏敝，空气清洁之区为适用”，还和王九龄等曾亲临考察省垣内外，先后考虑过将大观楼、旧贡院定为校址。开始他们认为“只距城西3里许之大观楼一所，尚觉相宜。该处向称名胜，虽房屋结构与学堂性质不同，但略加改造已可适用，较它处拓地建筑，事半功倍。”因距城略远，交通不便，加之房屋不济，文化渊源逊于贡院，故虽议终弃，最后选定明清贡院为校址。明清贡院原为科举时代，云南举行乡试之所，坐落于于昆明城北，筑于东西走向的商山山脊之上，南临翠湖，而近省垣中心，北靠城墙而望蛇山，东接北门城楼而迎金马山，西向碧鸡关，所谓“左金马，右碧鸡，枕蛇山，面翠湖，所诣他省所无”。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堪称风水宝地。云南首所大学选建贡院，既可继承中国文化传统，还能重振昔日文化雄风，这是董泽等为云南大学选择的一个最佳教学环境。

1920年筹办大学之初，董泽等认为学校基金至少300万元。然而私立东大从筹办到1927年，动产和不动产合计180多万元，可见办学经费相当紧张。然而董泽认为：创办云南最高学府，校舍形式必须崇闳雄伟而艺术化，宁肯自己不领薪金，也要把钱省下来建盖一流的教学大楼。他建议参照哥伦比亚大学的建筑风格建教学大楼（即今日的会泽院），并由学建筑的归国学者张邦翰主持设计。新建的会泽院工程浩大，需要大量的石料、河沙、石灰、水泥、木料等建筑材料，据当时计算，其中需要太平石2000余车，条石470余丈，墙头石437块，整脚石230余丈，大方石83丈，窗石2900余个，转角石460余个，红青砖100万余块。这些材料除在本地生产外，有的还通过外商从国外购进，如曾“向若利玛洋行定购黑木（柚木）2兜（火车皮）”，由滇越铁路从越南，经蒙自运抵昆明。虽未查找到建会泽院的完整开支记录，但购买红青石、河沙碎石等11项，就开支了262595.25元。可见，建会泽院占用了学校相当大的经费。

经过一年多的修建，1925年竣工的会泽院气势磅礴，其独特建筑格调、严格的施工质量，经受近一个世纪风雨浸蚀，及抗战期间日本飞机的轰炸等天灾人祸的严峻考验，至今仍为东陆精神的象征。踏入校门望见巍峨的会泽院，人们犹然崇敬董泽等创办人的远见卓识和艰苦创业精神。会泽院不仅是云大标志性的建筑，也成为云南高等教育发展的里程碑，从此云南就有了现代高等教育的殿堂。

董泽提倡“以自由研究为教旨”，活跃学术研究。他主持制定的《东陆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大学以发扬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俾中西真理融会贯通，造就专才为宗旨。”私立东大聘请的教师大多来自欧美日，各人所受教育不同，形成不同的学术体系和派别，同一学科亦有不同学术观点派别，相互间为同一问题都会争论。董泽主张学术上“以自由研究为教旨”，认为各种学术观点应樊然并峙，这是思想自由即学术自由的通则，无论何种观点或学派，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固，只要不到自然淘汰的地步，就应该让它们自由发展。他允许教师自带留学时用的教材教学，允许用中文或外文授课，国文、国史教师可自编教材；定期举办学术演讲会，教职员轮流选择有益于学术思想的问题演讲，还聘请周钟岳、黄延培、陈光甫等名流学者到校讲学；学生讨论时各抒己见、不囿于陈说，不迷信权威；学生中组织由教师负责指导的英文协进会、中文演说会、体育会、音乐会，及工科学生学行砥砺会；出版《东陆校刊》、《改造》等刊物，并由国学教授袁嘉谷主持出版《经传释词》、《疑义举例》等。

董泽主校8年，禀校训、行校纪，承先古文明，借欧美科技进步、学术民主，对国民教育的发展颇有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