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五日，路过云大北苑广告栏见到一贴“82岁的离休干部黄琴竹同志3月27日逝世，3月31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讣告，我为未能参加黄琴竹同志的最后送别而深感遗憾。

黄琴竹同志是一位经历过战火硝烟的女战士。她10岁参加革命，16岁入党，1960年随其丈夫高治国同志调入我校，任数学系党总支书记，1979年她在中共云南大学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委委员，第一任校委书记。

在我的印象中，黄琴竹同志是位对人和蔼可亲、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领导干部。她小巧身材，穿着一套褪色的列宁装更显现了她质朴的性格，她走路就像在行军一样，总是挺直腰杆，精神抖擞，大步向前。她长期从事党务工作，大家都亲切称呼她“黄同志”。就是在她当了校纪委书记以后，大家也是如此。她对这样的称呼非常满意，而对称为黄书记而感别扭。

1957年“反右派”斗争，1958年“交心”运动和1959年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把教师特别是老教师整得灰头土脸，人人自危，生怕那句那件事被指责为走白专道路，反党言论，而遭挨批被斗。这样的精神状况，哪里敢向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履行教师职责。新到任的黄同志虽然文化低，但长期从党务工作经验使她明白，要团结广大教师，完成党在大学中的工作，就要把教师真心实意的当成自己的同志、朋友，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党务工作中，她依靠教师党员，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带头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员在组织生活中，不打棒子，不戴帽子，畅所欲言发表不同意见，班长的民主作风，使数学系的党员同志更加团结，更好地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60年代的数学系党总支杨光俊回忆说：“与黄同志工作，心里没有顾虑，自由表达个人意见。”在教学行政上，她尊重老教授意见，放手让担任系主任的党外知识分子卫念祖教授抓教学行政管理工作，教学业务方面问题主动与卫先生商量，尊重他的意见，并协助卫先生落实教学任务，承担责任。黄同志对老知识分子的尊重感动了卫先生，使他放下思想包袱，利用自己长期从事教学管理方面的经验，大胆做好教学行政管理。在做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上，黄同志改变前任总支书记盛气凌人的工作作风，以工农干部自居，遇到教师闹情绪时，不是采取动辄训人，简单粗暴的做法，而是采取促膝长谈的方式，耐心说服，化解矛盾，荷锄思想隔阂，从而赢得教师的信任，愿意与她交心，请她帮助解决工作生活以及家庭中的实际问题，在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的年代，知识分子是团结、改造的对象，黄同志尊重、信任教师，不仅改变了对待教师的态度问题，而且要由承担政治风险的勇气。

文革初期，时任云南省党委书记兼省委宣传部部长的高治国被定为“一个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黄同志因此收到牵连，遭红卫兵批斗，要她认罪。批斗会上她慷慨激昂回答：“我从小参加革命，从不反党，从不反毛主席，我有啥罪！”红卫兵造反派拿她没办法，但她的三个孩子难以承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而精神失常。她遭受如此大的打击、折磨，但在文革结束后，从不在别人面前发出半句怨言。同时照顾三个患病的孩子，对任何人都是难以承受的，对于病疾缠身的黄同志来说更是一件难以承受的事情。可是她从不因家庭困难，向组织提出经济补助一类的要求。虽然孩子的医药费开销大，经济并不宽裕，可是她积极乐意参加慈善活动，2007年学校离退休处发起向会泽贫困学生捐资助学活动，因她住在校外，又在照顾住院治疗的孩子，离退休处没有通知她参加这次活动。事后她听到这个消息，竟毫不犹豫地拿出存折，将存折上的一千多元悉数捐献，并要求不留姓名。虽然她捐款时间比别人晚，但她的捐款数是这次活动中最高的。对慈善事业争做，而对学校出售一定福利性质的集资房，她则放弃了购买的机会，在她名下，没有一套属于个人的私人住房，直至逝世，仍住在按月交租金的公房。

黄琴竹同志未给子女留下半厘的物质财产，却给云大师生留下了共产党员高风亮节的品格。她虽走了，但她在任何情况下，始终保持坚定政治原则的品格是我永生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