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袁嘉谷著的《移山簃随笔》刊印，这是袁先生1929年辞官回滇后随手写成的札记体著作，共五卷380条。第一卷为经之类，第二、三卷为史之类，第四卷为诸子与文艺之类，第五卷为杂类。因在袁先生的书斋中写成，书斋取名“移山簃”，故札记的书名称《移山簃随笔》。这是袁先生数十年读书心得，旁收博览，考订得失，仿《日知录》编印成集，袁嘉谷治学仿顾炎武及王念孙父子及清末的俞樾凡一个字、一句话、一件事、一桩典故必追根溯源，查明来踪去迹，随看随记，写成篇篇杂记。经学生陈少铭整理篇目订为五卷于1933年脱稿，但因多种原因一直未出版。他的弟子孙罗斋非常崇拜老师袁嘉谷，1948年准备与袁嘉谷之弟共同出资将手稿送去刊印。孙罗斋请住在他家的刘文典为该书作序，刘文典欣然接受。

刘文典与孙罗斋认识多年感情很好，1941年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刘文典为躲避日机轰炸，将家搬到离城十公里外的官渡镇，因交通不便刘先生当天上完课就寄宿在孙家。因此常在一起谈文论学，析疑赏奇，志趣相投。孙先生非常崇拜自己的老师袁嘉谷，无论是谈学问或是做人之道，他都对袁先生言必称师，告之袁先生是如何教导自己去做。为使自己能成长为袁先生的弟子，就连穿衣举止都效访袁先生。他像袁先生那样修心奉佛，积善积德，谁有困难总是乐意相助，而自己则生活简朴，缩衣节食，经常吃咸菜喝稀饭。而每当刘先生夸奖孙先生时，他总是说：“我还远不及袁先生”。刘先生感到袁先生的弟子都有如此高尚的品德，足见袁先生一定是位了不起的学儒。后悔自己未能与袁先生见过面，亲耳聆听他的教诲。

刘先生接过手稿后连续几天通读，越看越觉得袁先生这本书“贯穿经史，融会群书，凡所考订，皆至精确，愈足见徵君（袁先生）所学，汪汪如万顷之陵，其博大精深，为不可及。”为了写好这篇序，他又阅读了袁先生的著作《卧雪堂文集》、《卧雪堂诗集》、《讲义管窥》等，使他总结出袁先生的治学思想是：“最服膺高邮王氏，而不为汉学家门户所囿，躬行实践，悃福无华，以闽洛为归，而不务道学名。盖兼汉、宋之长，而去其所短。”他认为“近代学人能备考证、义理、辞章三长如徵君者，不多觏也。”此时才恍然大悟，想起自己的老师章太炎1917年到昆明见过袁先生后，对其弟子说“袁君研精史学，吾不如也。”并非虚意。他怀着对袁嘉谷的敬仰之情，在1948年1月10日写下《移山簃随笔序》。

刘文典对袁嘉谷这么高的评价是否言过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先看刘文典其人其事。

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原名文聪，安徽合肥人。早年曾东渡日本求学并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运动，20多岁到北京大学任教。在北大任教期间发愤从事古籍校勘，把重点全放在诸子著作，并集中精力，先从《淮南子》入手。他做学问非常勤奋，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他把《淮南子》全文背诵得烂熟，广泛收集资料，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有时半夜躺在床上，只要想起一条材料或一个问题，就一个骨碌爬起来工作。校勘古书，首先就碰到音韵、文字、训诂以及版本、目录等等困难，刘文典都以惊人的毅力和才能，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掌握了各种知识和学问。校勘学是一门科学，每校一个字都要掌握充分而确凿的资料；有时，为了查一条材料而通夜不眠。“一字之微，征及万卷”，这是他常用以教育学生的话，也是他治学所恪守的格言。对于征引材料，他特别强调要“查证原文”，他说：“引第二手材料，凭记忆引用材料，是校勘学之大忌，因为这难免有讹误。”经数年勤奋，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淮南鸿烈集解》，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亲自为之作序。本来，胡适当时是白话文的提倡者，但他特意用文言文写这篇序，以示他对这部著作的重视。序中对此书的学术价值和作者治学态度，作了高度评价。胡适写道：“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叔雅初从事此书，遍取《书钞》、《治要》、《御览》及《文选注》诸书，凡引及《淮南》原文或许、高旧注者，一字一句，皆采辑无遗。辑成之后，则熟读之，皆使成诵，然后取原书，一一注其所自出；然后比较其文字之同异；其无异文者，则舍之；其文异者，或订其得失，或存而不论；其可推知为许慎注者，则明言之；其疑不能明者，亦存之以俟考。计《御览》一书，已逾千条，《文选注》中亦五六百条，其功力之艰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淮南鸿烈集解》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刘文典的学术声誉也随之大振。

北大十年教授生活，对刘文典来说，也是他在学术上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继《淮南鸿烈集解》之后，又进行《庄子》、《说苑》等书的校勘，到30年代，出版了《三馀札记》；40年代，出版了《庄子补正》、《说苑斠补》等专著；1950年以后，这两部著作曾重印发行。这些著作，都是在北大时期就打下了基础。陈寅恪对《庄子补正》评价很高，说“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由此可见刘文典在校勘学方面是当之无愧的权威。

刘文典也是个狂人，他说：“全世界真正懂《庄子》的人总共只有两个半，一个是庄子自己，中国的庄子研究者加上外国所有的汉学家或许可以算半个。”虽他没说出另外一个，但言下之意另一个就是他。但他并非目空无人，对有学问人非常尊重，他曾说：“陈寅恪是真正的教授，月薪该拿四百，我该拿四十，朱自清只能拿四元！”这样一个狂人怎么会轻易抬举别人。作为校勘学的权威，评价一本校勘学的专著更进一步证实了《移山簃随笔》的价值。

袁嘉谷之子袁丕佑在该书的跋中写道：“是书家大人遗著之一也。昔日簃下执笔，示范丕佑曰：‘以杂记体裁出之，贵精不贵多。盖一字褒贬，古人所慎，昭事实于不朽也。”此言道出袁嘉谷的治学态度，能否做一个优秀的校勘学者不仅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还要有丰富阅历和坚持不懈、务真求实的精神。袁嘉谷能正是有一种这样治学态度和精神才写出《移山簃随笔》，因而秦光玉在序中坦言称赞：“……衬盖此类著述，非博闻强识者不能为，抑非天资锐敏，学成邃密而又富於记忆力、理解力者，亦不能蔚为大观也。树五以高明之才，厉沈潜之学，历数十年垂老不懈，故能累忝积铢，成此钜著。观其引证赅博，考订精审，贯穿群籍，发虑已见，是盖仿王氏《困学纪闻》、顾氏《日知录》之所为而为之者也，是与乐山《说纬》后先辉者也。……今阅是书，愈令人击赏不置已。”

袁嘉谷在校勘注书时象王念孙父子那样“一字之争博及万卷”，为证明一件事一个字，翻阅很多资料、正本清源，不道听途说妄加评说。古代称黄河一带为中华，是汉族最初兴起的地方，后来也借指中国。为考据“中华”二字的由来，袁嘉谷首先对二字的渊源、变迁进行考查和论证，参考了《左襄十一年传》、《襄十四年传》、《襄二十六年传》《定十年传》、《石勒载记》、《南中志》、《江统传》、《答慧琳书》、《卫操传》、《魏陈建传》、《孔坦与石充书》、《魏出帝记》、《宋武帝记》、《鲁爽传》、《邓琬传》、《释藏僧 文》、《高帝纪》等书或碑记，从这些资料中找到我国使用“中”字、“华”字或二字并用的出处，然后论述了这些书中使用“中华”二字的意义，最后得出结论：“中华二字之名，联缀史册盖二千于此矣。”可见当初袁嘉谷学问之深、校勘之精。袁嘉谷花如此多的精力，考证“中华”二字有其政治背景和现实意义。用“中华”封国号最早是出于1912年（民国元年），孙中山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时为定国号曾召集过名人学者商议国号。章太炎、蔡元培等人提出用“中华民国”，其他人士也述说中华二字的来历，最后孙中山采纳了大家的意见，将国号定为“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在大陆存在38年，新中国成立后研究国号时依旧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二字仍被沿用下来。在当时讨论国号时，很多学者曾对“中华”二字的研究发表过文章，但均不及袁嘉谷在这篇文章中的详细论述，在文中用了一千多字考证“中华”的由来！

《移山簃随笔》是将袁嘉谷几十年间听到、见到的一些与事实有出入的历史事件，运用所掌握的知识进行阐述。尽管本书所谈的每个问题并非长篇大论，但论据充分、可靠，事实清楚，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而是一本有重要影响的杂记体裁的史学著作，也是一本袁嘉谷在校勘学方面所取得辉煌成绩的代表之作。刘文典为《移山簃随笔》作序，更加深了读者对袁嘉谷及这本书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