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庆来应云南省主席龙云聘请担任云南大学校长后，致力于提高学校的教学和研究水平，聘请全国知名学者设置学术讲座就是重要举措之一。这期间的讲座主要有中英庚款讲座，南园讲座、西南文化讲座、龙氏讲座。早在熊庆来就任校长之初的1937年7月5日和8月6日，他就以校长名义申请中英庚款用于云南大学边政、采矿冶金、工业化学、土木工程、热带病学及医学内外科、植物学、商业经济等专题讲座。1943年12月设立的南园讲座，是以杨竹庵名号命名，杨竹庵为龙云部下副官长，抗日战争后，他为中共争取龙云做了许多工作，为著名民主人士。他的同乡亲友闻讯云南大学设立讲座，将为杨公祝寿礼金6万元捐赠设立。而西南文化讲座是1945年接受兴文银行资助80万元开设的。这些讲座中学术领域较广、影响最为深远的莫如以时任云南省主席龙云姓氏命名的龙氏讲座。龙云（1884——1962），字志舟，彝族，云南省昭通炎山人。从1927年起担任云南省主席18年之久，对云南省建设特别是文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设置龙氏讲座也得到龙云多方面的支持。

1938年后，熊庆来校长亲自主持各类讲座的设置，他一方面积极争取省政府支持，各方面筹措资金，另一方面认真着手教授的选聘工作。1941年，云南大学进一步计划设置讲座28席，其中中英庚款补助9席，中法教育基金会补助1席，省内自筹14席。一九四一年八月初四，熊庆来致函云南行文银行行长兼总经理张质斋提议设置龙氏讲座希望补助讲座10席，年需10万元。1942年2月，熊庆来致函兴文银行董事长陆崇仁，希望其支助云南大学的学术讲座和西南文化研究室，函中说：“……吾滇自抗战而还，已成后方重心，人才荟萃，可谓千载一时，西南文化灿烂之前途当孕育于此，是应把握机会，厚植基础。又云大蒙政府之扶掖，发展迅速，而一年来因种种困难，进步顿遭阻碍，不得不亟谋补救。弟因有重要而迫切之计划二，拟请鼎助，俾得实现。（一）设立西南文化研究室……（二）设立讲座若干席……窃思主席龙公秉政以来，敬教劝学，为士林所共仰……今若以一部分讲座（希望有十五席）名之为龙氏讲座，则纪念主座之意义将更深，而提倡学术之功效将更著。”函中熊庆来还提出希望兴文银行给予35万元的经费支持，其中20万用于龙氏讲座，15万用于西南文化研究经费。之后，在省主席龙云的敦促下，兴文银行拨款12万元，劝业银行拨款8万元，共计20万元到云大。虽然经费比预算少了很多，但20万元的经费的确解了熊庆来校长的燃眉之急，龙氏讲座得以顺利开讲。

云南大学随即制订了《龙氏讲座及西南文化研究室设置计划》，计划中写道：“本校本年承兴文银行及云南劝业银行慨允补助经费二十万，以其半数设置讲座十席。”其中，关于龙氏讲座，提出了所聘教授条件及待遇。关于人选，计划中指出：“凡龙氏讲座教授人选由校方照普通聘任手续提出，征得银行方面同意后，由校长聘任之。”关于待遇，指出：“照云南大学普通待遇标准致送薪金，每月送研究费伍佰元，对于远道来校教授并得酌送旅费，均由讲座经费下开支，不敷之数由校补足。若有余款，则移作出版费或其他学术费用。”

有了一定的经费保障之后，熊庆来开始延聘教授。1942年6月5日函聘了汤惠荪、张福延、姜亮夫为讲座首任教授；1942年6月6日函请顾宜荪教授；1942年6月7日函请了萧公权教授；1942年6月18日聘刘慎谔，卢守耕、吴耕民、孙逢吉为理学院暑期“龙氏讲座”教授；1942年6月19日聘华罗庚为理学院数学系龙氏讲座教授；1943年4月10日聘俞大绂、裘维藩、汤佩松、李继侗为“龙氏农学专题讲座”教授；1943年6月5日，聘刘崇乐为“龙氏农林专题讲座”教授。据龙氏讲座资料记载，未见于上述聘任档案的还有秦瓒、陈省身、徐毓枏等教授。

由于经费有限，人才罗致困难等原因，原计划设专任讲座教授28席，实际聘请有所缩减，聘任方式也稍作变动，分专任、兼任和短期3种。聘定教授中刘慎谔、汤惠荪、张福延、姜亮夫等为专任讲座教授；秦瓒、华罗庚等为兼任讲座教授；卢守耕、吴耕民、孙逢吉、徐毓相、俞大绂、裘维藩、汤佩松、李继侗、刘崇乐等为短期讲座教授。

制约龙氏讲座的瓶颈在于经费不足。据1942年计划，设置讲座10席，需要支出月薪、研究补助、旅费等共计200000元。而1943年计划，拟聘讲座12席，经费概算为：每年每人月俸及研究补助共计172800元，旅费30000元，编辑费45000元，其他2200元，共计250000元。1944年又减为10席，但由于时值抗战末期，物价飞涨，1944年比1943年预算增加了近5倍，其中每人讲座月薪及津贴3000元，研究及图书补助费5000元，全年共计960000元；旅费20000元，全年共计240000元， 10席全年合计1200000元。有档案记载，是年6月1日，熊庆来再次函请兴文、劝业银行补助“龙氏讲座”，函中有云：“本校三十一、三十二年度（1942年、1943年）历承贵行及兴文、劝业慨助巨款，得有“龙氏讲座”之设，海内大师及专家来滇讲学者接踵而至……弗置今者已进入三十三年度（1944年），虽校中困难万端，弦诵未尝中辍，“龙氏讲座”之维持至属必要。拟请贵行仍本过去精神续予同情，仍加补助……讲座名额拟以10席为标准，较上年度减少2席……维物价不能不予以提高，薪金及研究费等平均每席定为国币1万元，连同旅费在内，十席年合国币120万元，拟请贵行及兴文、劝业银行惠予如数补助，无任盼祷。”此函中既反映了设置“龙氏讲座”之盛况，又道出勉力坚持之艰辛。此后，再未见有关“龙氏讲座”有关记录，在当时民生艰辛、物价腾飞的抗战时期，讲座似乎难以为继了。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年代，“龙氏讲座”坚持了3年的时间，共设置讲座30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推动云南大学学术进步的重要平台。

一是龙氏讲座是熊庆来在云南大学教育生涯中的重要部分。熊庆来校长亲力亲为、呕心沥血为讲座编写计划，争取外来经费支持，说明熊庆来校长对讲座的重视，他视讲座为提升云南大学学术水平的契机，是大学教育和文化不可缺失的重要部分。

二是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学术大家云集云大，给学校带来了新的学术精神与活力。大学需要有大师，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曾说过一句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熊庆来深知要想把云南大学建设成一流的大学，必须有各种人才、名师支撑，因此，他不遗余力延揽名师。同时，一批著名学者也十分看重熊庆来校长的人格魅力，愿意不远千里到边陲任教或讲学。另一方面，时值抗战，西南联大大量名师来到昆明，也给熊庆来校长聘请更多教授创造了机会。

龙氏讲座聘请的32席教授中或从云大聘请，或从校外聘请，都是出类拔萃的学者。如农学家、农业经济学家汤惠荪，农学家卢守耕、孙逢吉，园艺学家吴耕民，植物学家刘慎谔，植物病理学家俞大绂、裘维藩，植物生态学家李继侗，植物生理学家汤佩松，林业学家张福延，昆虫学家刘崇乐，数学家陈省身、华罗庚，工程结构学家顾宜荪，政治学家萧公权，还有经济学家秦瓒等。这些学者均是当时各学科屈指可数的专家，后来更是成为中国学科的领军人物，他们的讲学给云南大学带来新的活力，他们严谨治学的态度，也给云大师生树立了良好的风范。

三是讲座涉及面广，涵盖诸多方面，极大推动了教学质量的提升。讲座内容涵盖农林、工程、经济、政治等方面，但是，从所聘教授来看，是以农学、园艺学、植物学和生态学为主，原因有三：一是文科的社会学等系和学科早已开设一些讲座，而且学术演讲也非常盛行，影响甚大；二是云南大学农学院于1939年成立，学院成立时间短，教学力量薄弱；三是因为躲避日军轰炸，院址设在远离昆明的呈贡，交通不便，相对闭塞，学术氛围缺乏。因此，急需学术精神的注入，这也体现了熊庆来校长全面建设、发展云大的良苦用心。这些讲座在当时教材匮乏情况下，弥补了很大不足，为教学树立了典范。

四是讲座学术性强，学校学术水平得到很大提升。讲座教授都是成就斐然的专家学者，带来了学科前沿的理论与最新动态信息，如俞大绂教授到农林学院就讲了植物病理上两个重要研究问题，即植物病毒（virus）病害研究之进展和抗病育种之范围及其应用；刘慎谔教授讲了食用菌类之研究；卢守耕讲了果品之产销问题；孙逢吉讲了云南棉作问题及烟草问题；卢守耕讲了云南稻作问题；汤惠荪讲了云南农村经济之调查研究；张福延讲了云南主要经济树种之生长；姜亮夫讲了敦煌经籍校录等等，都是学术性极强的讲座。此外，通过讲座这个平台，讲座教授与云大师生加强了沟通与交流，对提高整体学术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是科究氛围初步形成。讲题探讨的问题是讲座教授精细研究的心得成果，具有独创性和启迪性，对云南大学科研氛围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

龙氏讲座是云南大学早期重要的学术活动之一，设置时间虽然不很长，但当时社会反响很大。1943年4月10日，熊庆来批示照发《云南民国报》、《中央朝报》新闻稿（呈贡通讯）《云大开设“龙氏讲座”科目》中报道：“……将龙氏讲座金酌提一部分开设龙氏农学专题讲演，发给来呈贡车马费。曾经请俞大绂、裘维藩、李继侗教授，并拟请汤佩松教授及其他农林专家每人莅临呈贡讲座一二星期。前日俞教授到农林学院就讲演植物病理上两个重要研究问题：（一）植物病毒（virus）病害研究之进展；（二）抗病育种之范围及其应用等。甚为精彩，且以扼要之演说开发极崭新之学理，听讲者无不兴趣盎然云。”

由此可见，龙氏讲座深受欢迎窥见一斑。这种以短期讲座方式收到较大效果的作法，受到当时教育部的肯定，推动了云南大学的学术水平，也对云南大学后来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