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云大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学生运动
一、历史背景
（一）伴随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云南初步传播
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 正式出版，倡导民主和科学，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龚自知等人于1917年在昆明仿效《新青年》，创办了《尚志》杂志，以此为平台，开始在昆明传播民主与科学的思想。
《 尚志》 在1919年2月出版的第二卷第三期上，转载了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系统地介绍了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一些观点，并发表了题为《一九一九年》的社论，云南其他报刊纷纷效仿。1918年，云南留日学生张天放等人在昆明也创办了《救国日刊》，省立第一中学学生杨青田等人创办了《学生爱国会周刊》，都开始介绍先进文化与1919 年 2 月出版的第二卷第三期《尚志》杂志封面思想，它们经常转载《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上的文章。云南省政府机关报之一的《义声报》，也以《最近传达新思想之机关》为标题，介绍了《少年中国》《新中国》《解放与改造》《民铎》《星期评论》《新教育》《新生活》等14种内地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使新思想和新文化在云南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与此同时，内地一些进步刊物和书籍纷纷涌入云南，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争相传阅，影响颇深。
1919 年 2 月出版的第二卷第三期 1920 年 1 月 18 日，王复生（左三）、毛泽东（左四）、
《尚志》杂志封面 邓中夏（左五）、罗章龙（左六）等在北京陶然亭合影
（二）五四运动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在云南的传播热潮
五四运动的爆发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云南籍学生王复生（1920年，在李大钊的指导下， 王复生与邓中夏等19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王有德，在清华学校读书的施滉等人，奋不顾身、勇敢地投身到五四运动的洪流中。1919年5月23日， 云南《滇声报》首先报道了“五四风雷”的消息，在广大青年学生和市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随即，昆明召开了近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会后，与会各界人士举行了声援五四运动的示威游行， 其规模和声势之大，在昆明是史无前例的。
五四运动的爆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云南的传播，在云南知识界、文化界，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坚分子杨青田、柯仲平、姚宗贤、张舫等秘密组织“大同社”，研究社会主义，探讨国家的前途；杜涛在蒙自发起“劳工团”， 探索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道路；由青年学生创办的《救国日刊》《昆明学生爱国要刊》《云南学生》等，均一直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团结和唤醒了一大批优秀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随着云南青年学生渴求了解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意识的增强， 云南出现了大批马克思主义和有关社会主义革命的书刊，其数量之多，前所未有。据《云南书目》的不完全记载，从1919年至1924年的5年中，仅昆明市就有46种报刊问世。1920年创办的《滇潮》和1923年创办的《曙滇》，是云南新文化运动发展和深入的标志，它不仅登载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发表揭露和抨击军阀统治的政论，还注重传播马列主义，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除报刊中经常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外，为了适应图书市场的需要，云南各地开始出现了专门经营图书的书店，如亚新书店、日新书店等。这一时期还有不少马列著作传入云南，如《共产党宣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还有介绍马列主义的书籍，如《社会主义史》《共产主义ABC》《劳农俄国研究》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云南的传播。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对云南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云南的一些先进分子怀着寻求救国救民、追求真理的远大抱负，走出云南，纷纷前往内地参加革命（王复生、王德三、李鑫、张永和等）或海外求学（张伯简、施滉等），王复生等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另一部分先进青年也在省内组织革命团体，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
（三）云南青年努力会和云南革新社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
在全国革命形势高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下，1924年底，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图书馆管理员李国柱，以“唤醒云南青年”为宗旨，在省立第一中学进步学生中秘密组织了“云南青年努力会”，并先后在省立第一师范、女子中学、高等师范、成德中学、法政学校等学校和一些单位发展会员，成立支会或小组，李国柱任总会书记，吴澄、杨静珊（两人于1925年春考入东陆大学文预科班）为创建人和主要负责人。到1926年底，经过两年的发展，会员几乎遍及昆明各中等以上学校，成为领导云南青年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当时在省立一中读书的艾思奇等人也是青年努力会成员。
其间，1925年8月，李国柱加入共青团，9月经团中央批准，共青团云南特别支部成立，李国柱任书记。1926年2月，李国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云南第一位在省内入党的中共党员。
吴澄于1925年8月加入共青团，因革命工作需要，于8月离开了东陆大学，1926年9月加入共产党，是云南省内第一位女共产党员。
云南青年努力会成立后，不断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还规定成员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作为必读书刊认真学习，并在进步青年中广泛传播。为满足青年努力会会员及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愿望，进一步在云南传播马克思主义，云南青年努力会于1926年初开办了云南书报合作社，会员多方筹资，销售《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及《向导》《中国青年》《政治生活》《革新》《铁花》等书刊。云南青年努力会会员还利用假期返乡的机会，到全省各地出售进步书刊， 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思想。在那个时期，云南青年努力会在唤醒民众、动员云南各界群众，特别是青年行动起来积极投身国民革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与此同时，1925年秋， 以在北京高等学校就学的滇籍中共党员为骨干，在北京成立了“云南革新社”，其宗旨是“团结云南革命青年，砥砺训练，钻入社会的中心，作根本的、实际的改造”。云南革新社总社主要负责人为王德三、李鑫、王复生、杨青田，他们先后在北京、上海、武昌、广州等地设立分社，成员达100余人。
云南革新社在开展革命斗争的同时，还不断向云南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1925 年 10 月 1 日，云南革新社在北京创办了社刊《革新》，对在云南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启发省内青年投身革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26年3月，为适应革命形势和组织发展的需要，云南革新社改名为新滇社。
李鑫（1897年10月--1929年5月16日） 1925年10月1日创刊的《革新》杂志
中共云南党组织创建人、早期领导人之一，革命烈士
省外的云南革新社（新滇社）和省内的云南青年努力会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在开展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他们互相配合，遥相呼应，促进了云南青年和各族人民的政治觉醒，同时也培养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力量，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在云南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四）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建立
1926年8月，新滇社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李鑫回到云南，与云南共青团组织取得联系，随即发展吴澄、严英武、杨静珊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昆明组建了云南省第一个党小组，担任党小组组长。
同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9周年纪念日，李鑫、吴澄、周霄、杨静珊4人，在昆明平政街节孝巷24号（今55号）召开党员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云南特别支部，由吴澄担任书记，杨静珊任秘书，周霄、黄丽生任云南农民运动特派员。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云南的第一个地方组织，它的建立，是云南历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标志着地处边疆、民族众多的云南， 开始了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此，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在云南各族人民的有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下，为从根本上改变云南各族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处境，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展开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
二、早期东陆大学学生参与党组织领导的爱国团体及民主运动（1925—1935年）
（一）东陆大学与云南青年努力会
云南青年努力会由李国柱建立，其骨干吴澄、杨静珊两人均为省立女子师范学生，1925年3月她俩考入东陆大学文预科，成为东陆大学开放女禁后的第一批女生，也是云南妇女运动的先驱。
1923年4月，东陆大学正式招生。在吴澄入学前，东陆大学学生一直闭门读书。随着云南青年努力会的成立，以及吴澄、杨静珊等进入东陆大学学习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在东陆大学传播开来，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东陆大学学子逐渐开始觉醒，一些学生加入到了云南青年努力会中。
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全国掀起了反抗帝国主义的怒潮，消息传到云南，云南青年努力会立即行动，在大中学校发动青年学生进行声援，建立了云南学生沪潮后援会，发表了《云南学生沪潮后援会宣言》，并号召各界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募捐活动，他们散发传单，宣传抗日、抗英、抵制仇货。在这次活动中，东陆大学的爱国进步学生不顾学校禁止上街游行的命令，积极投身到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中，这也是东陆大学第一次参加大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
1926年3月，在云南青年努力会领导下，在昆明12所学校代表参加的云南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上，组织成立了云南省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省学联”），与此同时，东陆大学学生会也宣告成立，并推举杨雪芳（杨白仑）、浦光宗参加省学联。同年8月，段祺瑞政府制造“八一三”惨案，东陆大学学生会组织同学参加了省学联召开的追悼北京死难烈士大会，痛斥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
1926年6月，唐继尧政府发布“反赤”布告，下令解散省学联，通缉李国柱及进步学生，李国柱被迫离开昆明。共青团及云南青年努力会的工作转由吴澄和严英武等人负责。
1926年11月，即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成立后，云南青年努力会多数成员先后加入共青团或中国共产党，东陆大学学生浦光宗等人也先后入团或入党。至此，云南青年努力会完成了为建立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做理论和组织准备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
李国柱，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在云南入党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先后担任共青团云南特别支部书记、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他组织成立了云南书报合作社，创办了《云南学生》杂志， 在广大进步青年中宣传马列主义，引导艾思奇、聂耳等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云南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吴澄，192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云南省第一位女共青团员；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云
南省第一位女共产党员。任中共云南特别支部书记，创办了云南省第一份妇女刊物——《女声》。李国柱和吴澄在革命斗争中相互支持，并结为革命伴侣。大革命失败后，云南政府动手清党，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形势十分严峻。李国柱、吴澄夫妇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工作，使一部分党团组织和群众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1930年10月，李国柱、吴澄和另外两位地下党人王德三和张经辰4人因叛徒出卖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他们坚贞不屈。1930年12月31日，他们被国民党反动派无情杀害，壮烈牺牲时吴澄还怀有三个月的身孕。
（二）“二六”倒唐运动
唐继尧在早年曾加入同盟会，参与了云南辛亥起义和护国首义，为资产阶级革命立下了功勋。同时，他“废督裁兵”，发展教育，创办东陆大学，也是功不可没。但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的情况下，唐继尧却勾结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夹击广州国民政府，对后方造成了极大的隐患和威胁。1926年下半年，他进一步加强了反共宣传和对共产党的镇压，还发布了“讨赤”“反共”布告，严厉镇压青年学生的进步活动。李国柱等人正是在他的高压政策下受到通缉而被迫离开昆明的。
1926年11月成立的中共云南特别支部，为了配合北伐战争的进行，把推翻唐继尧的统治列为首要任务。支部成立了以李鑫为首的云南政治斗争委员会，他们联合昆明镇守使龙云、蒙自镇守使胡若愚、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大理镇守使李选廷，于1927年2月5日晚、6日晨发动政变，推翻了唐继尧在云南长达14年的统治。这就是云南历史上著名的“二六”政变。
东陆大学学生浦光宗、杨雪芳等人在特别支部领导下，发动学生参与“二六”期间的宣传、游行、请愿等活动，这是东陆大学学生第二次参与大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
（三）驱逐蒋介石特使李宗黄的斗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7月15日，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也公开背叛了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在“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全国陷入了血海横溢的白色恐怖之中，云南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面临着严重威胁。
1927年5月11日，云南当局秉承蒋介石、李济深的密令， 在昆明逮捕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及各群众组织的领导人王复生、李鑫等20余人。大逮捕发生后，王德三立即组织营救，通过各界群众组织游行示威请愿，抗议非法捕人，要求保障人权， 立即释放被捕人员。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龙云被迫先后释放了大部分被捕师生，但仍扣押王复生等6名“首要分子”，王德三又通过多种关系将王复生等六人及时营救出狱，并进行转移， 从而使国民党第一次在云南的镇压活动彻底失败。
7月下旬，蒋介石又亲自派遣其特使李宗黄来昆，打着拥蒋反共的大旗，大肆镇压革命运动。王德三等人发动青年学生上街演讲宣传，揭露和声讨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反革命罪行。
11月3日，成德中学共青团员梁元斌等人在昆明武庙街附近演讲，被李宗黄的卫队枪杀。中共党组织抓住李宗黄的这一罪行， 组织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逐李宗黄的斗争，这时，龙云掌握云南军政大权不久，他需稳定人心，巩固地位，因此对云南地下党发动的抗议声讨李宗黄的斗争采取默许态度。
11月8日，王德三发动组织各界群众万余人，在昆明南校场召开“云南农工商学兵联合救滇大会”。卢汉师、朱旭师的部分官兵也被动员前来参加大会。大会通电声讨李宗黄枪杀梁元斌的罪行，要求予以拘捕，依法治罪，会议发表宣言，号召云南人民“用血的反抗精神，去冲破既往的封建余威和日前的黑暗局势”。经过几个月的持续斗争，李宗黄无法在云南立足，被迫返回南京，云南地下党取得了抗蒋驱李的重大胜利。
东陆大学学生也投入到了这场持续几个月的战斗中。
（四）云南大学早期的几位共产党员
1926年至1930年，在吴澄等早期共产党人的引领下，云南大学学生中先后有浦光宗、李希白（李子竖）、李坤元、王正昌（王飞鹏）、程杲（程熙文）、张鹤（张天虚）、刘樾（刘苑梅） 等人在校内或校外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经各种斗争考验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在校期间和毕业后，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参与云南学生运动和红色济难会等社团工作，为推动爱国民主运动做出了贡献。
浦光宗（1903—2003），是东陆大学最早的一批学生，1923年4月考入理科预科班，1924年12月升入土木工程系本科学习，1927年4月在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东陆大学第一个在校内入党的学生。1928年10月，作为昆明（学生）代表参加了云南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校期间还担任了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联络员，在书记王德三赴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浦光宗负责为他收转信件，传递消息。1928年12月毕业后留校做了教员，不久调到云南省公路局工作，新中国成立前任省公路管理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省交通厅副厅长。
1935年时期的浦光完宗 李希白 徐文烈
李希白（1910—1979），又名李子坚，云南昆明人。1928年12月东陆大学文科预科毕业，时年29岁。他在考入东陆大学前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校期间，李希白一边读书，一边宣传革命思想。毕业后曾任共青团云南省委组织委员、中共陆良县委书记，1930年参加陆良暴动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在狱中，他受尽了严刑拷打、百般折磨，但是，他始终没有屈服。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五年的徒刑虽觉长夜漫漫，但是即处十年八年以至无期，我亦坦然置之。”“世人不自由，我何自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狱中，李希白坚持学习，写了大量日记、诗文和读书笔记。1933年5月，经过党组织的多方营救，李希白才提前获释。出狱后，他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先后在石屏小学、楚雄中学、昭通中学等地开展革命活动，培养了一批青年革命者。1938年去了延安，先后在鲁迅艺术学院、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任职。新中国成立后，从事马列主义的教学和宣传工作，先后在东北工学院、同济大学任教。
徐文烈（1909—1976），1926年考入曲靖第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受到进步思想影响，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曲靖、昆明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32年2月，徐文烈化名何坤考入省立东陆大学教育系，1933年8月，被人控告“思想左倾”“常看《向导》周报”“有共产党嫌疑”等而被捕入狱。因当局找不到任何证据，他被关押两个月后，由校长何瑶保释出狱，但从此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1934年1月，大学毕业后，徐文烈回到宣威县立中学任教，在学生中，他秘密组织读书会，传阅各种进步书刊，并带领县中进步学生到板桥小学和板桥街头进行抗日宣传。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他的家乡，徐文烈带着30多名学生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还发动1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还参加过抗美援朝，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和二级国旗勋章。1955年，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
程杲（1905—1934），又名程熙文，云南陆良人。1925年考入东陆大学文预科，1927年升入政治经济系本科学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12月毕业。在校期间，他一直积极参与昆明、陆良、曲靖等地的革命斗争，潜心研读马列主义思想，读《资本论》时还写下几百页的读书笔记。1928年在昆明创办了《陆潮》，这年，还在校读书的程杲被党组织派到陆良，以教书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秘密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并在李希白、刘樾等人配合下在陆良建立党组织。1930年农历七月十六日，程杲参加组织了陆良暴动，后担任中共昆明市委委员。1931年4月在昆明被捕。在敌人的酷刑拷打和“美人计”面前，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经昆明市市长熊从周（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营救，方得保释出狱。出狱后，云南省民政厅厅长丁兆冠认为程杲是难得的人才， 先后委任其为禄丰、禄劝县县长，但均被拒绝。后来到楚雄中学担任教务主任，同时传播马列主义、宣传进步思想、教导学生走革命之路，1934年，程杲积劳成疾不幸病逝。
三、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恢复及云大党支部的建立
（一）云南地方党组织的恢复
1930年3月，国民党进一步加紧了反共步伐。年底，逮捕并杀害了王德三、张经辰、李国柱、吴澄等四位共产党人。中共云南地下组织受到破坏，云大地下党在校内的活动也基本停止。
1935年9月，原中共特科在上海的党组织派李浩然到云南，与云南地下党员费炳一起发展党员。11月，成立了以李浩然为书记的中共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云南临工委”），标志着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1930年底被破坏后恢复重建了。
云南临工委成立后，积极开展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等工作。还在云南大学等大中学校进行秘密活动，在进步学生中发展党员，在读云大政治系的学生伍兴仁就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安排他的主要工作任务是负责组织领导以云南大学为主的昆明学生运动。
（二）云南大学学生参与云南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民族运动
1.“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消息传到昆明，12月31日，临工委立即组织发动云南大学等大中学校进步学生30多人，召开筹备会议，成立“云南学生爱国运动会”，决定于次日组织学生示威游行和请愿，并推举云大学生伍兴仁为总指挥。1936年1月1日，昆明5000多名爱国学生集聚到光华体育场进行游行示威，他们高呼抗日口号，散发《告民众书》《云南学生爱国运动会宣言》等资料，但当天的请愿遭到政府的拒绝和追究。1月6日，100多名学生代表再次到省政府递交了请愿书，再次遭到拒绝和破坏，请愿活动被迫停止。这次活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在昆明形成了新的抗日高潮，影响甚大。
2.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成立及主要活动
1937年5月，在昆华女中、昆华师范等校救国分会基础上，成立了“昆明学生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学联”），推荐云大学生伍兴仁、昆华师范学生唐登岷等为学联领导。学联成员在各校组织“新文学研究会”读书会，读书会成员也多被吸收加入学联，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力量。7月，在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中共昆明支部①成立，李群杰任书记，昆明支部与省临工委同为抗日救国运动领导组织。云大医学院学生谭惠英是昆明支部领导下的学联成员，她积极与省临工委领导下的学联共同组织爱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暑期，昆明学联根据省临工委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机会宣传抗日救亡、发展爱国力量的指示，伍兴仁等学联领袖，利用国民政府号召学校组织暑期农村服务团的机会，组织了20多人的农村服务团，赴开远、蒙自等地宣传抗日救亡，发展读书会，启迪民众觉悟，壮大抗日力量。
“七七事变”爆发后，服务团的同学们名正言顺地利用这次机会大张旗鼓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受到当地百姓欢迎。
1937年8月18日，云南大学、云大附中、昆华中学、昆华师范、昆华女师等22所大中学校派出70名代表参加全省教育大会，会议期间，决定成立“云南省学生抗敌后援会”（以下简称“学抗会”），会址就设在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云南大学学生陈德培担任总干事，伍兴仁担任副总干事兼总务部长，云大附中学生江毓琛任总务部副部长。省临工委负责人李剑秋负责联系伍兴仁，昆明支部则通过李群杰联系唐登岷，对学抗会工作进行直接领导，因此，在学抗会中完全形成了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在学抗会的领导下，云大一批进步学生陆续被发展为中共党员，他们积极参与云南各界的抗日救亡活动，也在学校内部组织各种有声有色的抗日宣传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2月上旬，国民党以“煽动反对会考”“有奸人混入”为由强行解散了学抗会。2月底，为进一步领导昆明青年的抗日救亡运动，云南省临工委又建立起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云南青年抗日先锋队”（以下简称“抗先队”），设总队、中队、小队， 云南大学、云大附中、昆华师范、昆华女中等校都建立了中队和小队。
3.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云南地方队部的建立
1938年4月，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迁来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批民主、进步教授、学者和学生也随之而来，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学校的中共地下党和在“一二·九”运动中诞生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也一同到来。8月，云南临工委将抗先队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两支队伍合并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云南地方队部”（以下简称“民先队”），云南大学郭琪任组织部长。云大、联大等校还建立了区队和小队，通过办壁报、组织读书会、举办演讲和文艺演出等活动宣传抗日救亡运动。西南联大的加入，给云南抗日救亡运动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巨大力量，从此，云南大学与西南联大携手，共同成为云南抗日民族运动的急先锋。
1938年，云大地下党和民先队成员还发起组织了“云南大学时事研究会”，该会为学校批准成立的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龙文池、王仁芳、陈天锡、谭惠英等都是中共党员，他们利用读书会、歌咏以及名师演讲等活动，在青年学生中广泛宣传中共的抗日救亡思想，巩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12月，中共南方局决定撤销民先队组织，一些符合条件的同学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有入党的同学大多成为各种社团组织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分子。
（三）中共云南大学第一个支部建立
1939年1月，国民党实施“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党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提出了“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政策。通过深入扎实的勤业、勤学、勤交友工作，广大党员做到了职业化、开展工作和斗争做到了社会化和合法化。更重要的是，党组织通过党员和革命分子团结了广大群众，积蓄了革命力量，在斗争中把云南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称赞。
就在这一时期，1939年4月，经中共云南省工委①批准， 中共云南大学第一个支部正式成立，当时已有龙文池、谭惠英、陈天锡、王仁芳、熊卜谓等6名党员，中文系学生龙文池任支部书记，成为云南大学历史上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龙文池（1913—1946），云南西畴人，早年因学业优秀，考入昆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开始接触、阅读了大量的共产党理论刊物和书籍，如《向导》《新青年》《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产生了只有走俄国的“十月革命”之路才能救中国的认识。1931年在第一师范读初中的他，参加了学生会组织的抗议“九一八事变”的游行示威活动。1934 年龙文池初中毕业，参加了升学考试，因作文过于激进，一向成绩优异的他没能考上理想的昆华师范学校，而只能上了昆华中学，如此受挫更坚定了他的革命理想和追求。1935年12月， 龙文池参加了由云南临工委领导的昆明市大中学生大型游行请愿活动，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被选为“云南学生救国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昆华师范、昆华中学等学生抗日活动中起到了积极的领导作用，同年9月，他顺利考入云南大学理学院理化系。进入云南大学后，龙文池以学术团体的名义在校宣传和发动学生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38年云大成立的时事研究会就是他一手策划组织成立的，该会得到了熊庆来校长的大力支持，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也影响和带动了许多青年加入抗日救国阵营。1939年初，国民党制定了一系列反共办法，云南地下党的活动也因此受限。4月，新成立的云南省工作委员会决定在云南大学建立党支部，由龙文池等6名在校学生组成，因龙文池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被选举担任支部书记。
龙文池任云大党支部书记后，坚持组织党员每周过一次组织生活，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讨论国际、国内形势，鼓励党员以多种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团结和发动青年学生加入抗日救亡运动，到当年9月，云大党支部又发展了3名党员，党员人数达到9人。除了在校内开展系列活动外，在校期间，龙文池还受党组织的派遣，多次回西畴老家从事革命活动，组建了西畴县的第一个党支部，被家乡人誉为“畴阳红色播种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当时正在云大马坊分校学习的龙文池根据上级指示，转移到了沾益县磨西村，在疏散到此的昆华师范学校兼任教师，继续从事地下工作。9月，由于叛徒出卖，龙文池被捕，被关押在宜良县监狱。在狱中，龙文池一直与敌人展开智斗，以他的机智勇敢，保护了党组织和许多地下党同志。同时，他每天坚持学习，还规定自己每天要熟背一定的英语单词，没有荒废一天的时间。在他入狱后，党组织也积极开展了营救工作。当时云大学生赵建中等人联名上书理学院院长赵雁来，请求校方营救龙文池。校长熊庆来和省政府秘书长袁丕佑亲自出面才得以将其保释出狱。出狱后，龙文池回到云大继续学习，他工作学习两不误，1943年顺利毕业，因学习成绩优秀而留校工作，任理化系助教，以教师的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1946年2月，即在“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不久，龙文池受省工委指派，利用寒假时间，再次回到西畴宣传“一二·一”惨案真相，发动群众组织革命武装队伍。因被敌人发现，在回家途中遭遇敌人畜意制造的车祸，不幸身亡。3月，理化系师生和他的生前好友为他举行了追悼会，熊庆来校长到会并致悼词，称赞他为云南大学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去世是云大教师队伍的重大损失。这是对龙文池作为一名普通青年教员的极高评价了。
（四）中共云南大学附属中学党支部的建立
1939年6月，继云大党支部之后，中共云大附中党支部也相继成立了。王以中任书记，陈江、李寿彭两人任支委。云大附中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全面抗战爆发前就有部分学生在校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十分活跃，先后培养了一批“学抗”和“民先”学生，前赴后继不断投身到抗日救亡洪流中。抗战期间，由于日军对昆明实施轰炸，早在1938年9月云大附中就被迫疏散到路南（今石林县）办学，党支部成立是在路南巴江边的一栋小楼上。成立之后，党支部一直由云南省工委直接领导，他们除了在校内进行宣传，还在路南中学和民众中进行宣传，带动了更多人参加到抗日救亡活动中。支委陈江还打入国民党路南县党部，利用做宣传干事的身份，巧妙地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动员社会各界开展抗日活动，他还参与营救和保护了地下党干部和爱国师生，为革命工作做出了贡献。到1940年，云大附中学生党员人数达20人，他们在校期间始终贯彻党的“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方针，做到了学习、抗日和党的工作三不误，个个不仅学习优秀、学业有成，还承担了大量党的工作，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根据中央南方局“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战略的方针，云大和云大附中已暴露的学生党员和进步师生被迫转移以保存实力， 党支部也暂停了集体活动，在校党员都转为地下单线联系。
1942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革命形势有所好转。这一年，受党组织的指派张光年（光未然）、赵沨、陈凯瑞、林钟四人到云大附中任教，云大附中的革命活动在他们的带动下又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