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21日，云南大学会议室里坐着10余名老教授，他们是学校各学科造诣颇深、著作集身的学术掌门人，今天受校长高治国之邀“参加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及本学科学术问题的座谈会。举办此会议的目的，是高治国校长想通过听取教授们发言，进一步了解云大的情况，把党的事业做好，为国家培养出又红又专的合格人才。因会议不搞“打棍子，扣帽子，揪辫子”就解除了参会者的顾虑，大家畅所欲言，使高校长受益匪浅。这次被称为“神仙会”的会议，是学校领导虚心听取教师意见，广开言路，把云南大学事情办好的会议。由于当时云南大学“左”思想占主导地位，召开这样的“神仙会”是有政治风险的，由此可见高治国校长的魄力。

一、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端于清末民国初年，其办学思想、理念和体制无不受到西方教育、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并深深地带有资产阶级思想及封建主义痕迹。旧中国大学培养的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人才，高校教师均是经历旧时代的人。党和国家十分清楚，要贯彻、执行自己的路线，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又红又专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教育体系，必须对高校进行彻底的改革，对带有是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教师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改造，使之脱胎换骨成为无产阶级中的一员，把高校办成党和国家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因此，知识分子聚集的高校自解放以来便成为历次运动的中心，教师顺理成章是斗争、改造的对象。从肃反到破资产阶级法权运动，从旧社会过来的云南大学教师无一幸免的受到冲击，特别是扩大的反右运动，一些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教师被错误的划为右派，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教学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谈教学色变，学校呈现一言堂沉闷的局面。再加之，学校师生过多地参加政治运动、社会活动和“大炼钢铁”。“亩产万斤粮”的生产劳动，正常的教学秩序难以保证，教学质量下降，毕业学生达不到国家建设的要求。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等运动的错误，使党和国家建设蒙受一定的损失。党中央对这些错误有所反思，对过激的政策进行纠编和调整。根据党中央的部署。高教部也适时的对高教政策做了调整，制定了高校要以教学为主，减少师生过多参加社会活动、劳动生产，保证教学质量，尊重教师等措施，以便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党的教育方针的正确指引下快速发展，为国家更多地培养出高质量，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

在党中央和高教部的领导下，云南省委为了尽快扭转云南大学教学质量下降的局面，于1960年初，对云南大学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经党中央批准时任云南省委委员的高治国被任命为云南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知识分子出身，早年投身革命，有着几十年革命斗争经验，戎马生涯半生，长期做政治思想工作的高治国校长到校后，即对云南大学的现状进行了深入详细的调研和分析。他认为要办好云南大学，首先应以教学为中心。教学工作搞好了，教学质量就可以保证和提高，就能培养出符合国家建设的人才。以教学为中心，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又在教师。因此，依靠教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是办好学校的根本所在。他还对云南大学的教师进行了正确的评价，云南大学的老教师亲身经历了旧中国的积弱不振，目睹了国家遭受帝国主义的凌辱和人民饱受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剥削的状况。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是拥护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是社会主义的，都愿自觉地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思想，愿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而且，他们又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和十多年党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已与旧的意识、观念划清了界限，并为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已成为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是可以信任和依靠的，要办好云南大学，舍其谁能。这正与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所说的那样，党要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无产阶级分子之冕”，“他们已是无产阶级中的一员”的评价不谋而合。为了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加快云南大学的发展。1960年底，在高治国校长亲自布置和主持下，云南大学召开了一次扩大性的校务委员会。会场设在至公堂，会场上悬挂大红布标。出席会议的是全校老教师，连被错划为右派的教师都被邀请参加会议，参会人员的请帖用高治国校长的名义发出。当他们拿到高治国校长的请帖时无不喜出望外，十分高兴和感动，都交口称赞高校长懂得知识分子的心情，看重知识分子，领导有方。有的老教师还情不自禁的写诗赞颂高治国校长。

在这次会上，高治国校长说：“学校就是要以教学为主，要依靠教师办好学校。要让知识分子敢于说话，使大家心情舒畅。”“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生命线，是高校的主要政策之一。因此，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就能把大多数知识分子调动起来，这样才能搞好学校的工作”。“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同时也要不断地改造我们自己。有的同志一提到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认为是改造别人，自己是改造别人的，以改造者自居”。这些感人肺腑的话语，卸掉了云南大学老教师多年沉重的包袱，教学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使云南大学出现了久违的团结、民主的气象。

此次会议是高治国校长为今后召开“神仙会”的尝试和预演。有人认为它就是一次“神仙会”，因为会议内容与三个月后举行的“神仙会”相似，且参会人员较后者更多。

当时，虽说中央已对过去的政策有所调整，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指导方针并没有丝毫变化。而且，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对斯大林执政时期的错误进行改正，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强烈波动。中苏论战开始，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共产党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已完全背叛了列宁、斯大林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并且，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内开展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运动。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高治国校长在云南大学的尊重、依靠知识分子，时其能畅所欲言，活跃的学校民主气氛的做法是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稍有不慎就将身败名裂。但他是相当成熟的政治工作者、管理者，有着熟练把握政策的能力和极高智慧及举重若轻的勇气。既不触“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红线，又能很好的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把云南大学的事做好。

二、

高治国校长到云南大学仅一年，学校就发生了显著变化，为进一步贯彻中央的“双百方针”，搞好云南大学的教学改革和活跃学术气氛。1961年3月21日，高治国校长邀请学校部分党外教授征求他们的意见，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为搞好云大出谋献策。由于这次参会的都是学校著名的教授，因此，被誉称为“神仙会”。会议由高治国校长和李广田副校长主持。

首先由李广田副校长发言，他说：现在全国的学术空气活跃，空前高涨，报纸上都有报道，百花争艳。这说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正确。作为综合大学应进一步活跃我们的学术空气，今天开这个会，请大家对此多发表意见，希望大家尽所欲言，会上也实行“三不”（即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

朱彦丞教授说：昨夜听到广州的广播，叫做学术活动日。学术报纸上，我光注意生物方面的。中心问题是大田作物个体转向群体，发现问题多，尤其农业上大跃进以来发现了问题。农业是综合性的，包罗万象，非常复杂。所以不同学派就有不同看法，越谈越有谈的必要，不脱离实际，不脱离政治的谈，发现逐渐明确。通过生产实际之后，有了材料，各人有个人的看法，过去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发现政策不明确，所以大家顾虑重重。教师方面顾虑理论脱离实际，贴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等标签，因为这些都是臭了的。

曲仲湘教授说：生物科学方面的问题比较多，生活是活的东西，对他掌握不容易。过去我们感到生物科学受达尔文主义影响很大，100多年以来，我们只是验证达尔文主义进化论是正确的，现在明确生物科学要为生产服务，提高改造自然方面，利用方面来，从整个生物科学来说，要从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才是整个过程，100多年前达尔文进化论还是一场革命。现在不仅是认识，而需要改造。大家对生物科学要联系实际，就感到新鲜，生物科学中学派很多，现在不同的见解是有展开争论之势，如个体、群体的概念，为生产服务等方面的问题。

方国瑜教授说：社会科学的现象就复杂了。很多历史上的时间、空间就是生活的环境，问题是很复杂的。对过去的认识，对未来的发展，也会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过去对历史学方面的知识是有问题的，必须要经过批判，自己检查过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好像很少，个人感觉首先是武器不够。对待一些问题也不是感到吓倒了，而是不知如何下手。

学术批判，当然是为了科学的发展，同时也是自我改造，改造不是到实际中去。

在大编讲义时，我还是写，别人对我提意见，我还是坚持要你说服我的错误在那里？

总结对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认识不清，有顾虑，二者总认为是一件事。说到政治问题就是反革命问题，所以有顾虑，怕把话说错了，别人会说我是反革命分子。

郭沫若、范文澜对历史的问题有针锋相对的意见，作为他二人来说。认为其中总有一个不到家，但从我们来说水平就更低了，就顾虑谈了。只能在系上谈谈，不敢到报章杂志上去登载。

不争鸣，对科学的发展要取得很大的成就是不可能的，例如一个人对一个问题也要深思熟虑，在自己头脑里争鸣，否定一些问题。

赵雁来教授：我们搞炼焦的问题不经过争鸣不解决问题，我有深刻的体会。过去只有褐煤才能炼焦，但在燃料化学上发现有人提出烟煤也可以炼焦，现在我们在科研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找资料证实了这个问题。党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自己感觉胆子没有现在这样大，认为大家提意见，有则改之，没有就算，不敢争。

深入下去，就感到材料掌握不足，不掌握资料就没有话说。

我搞化学，没有革命与反革命的顾虑，但有资产阶级的帽子，我自己以为进步了，但帽子吧嗒一扣，就没落了，就顾虑这个。

汤鹤逸教授：中文系个人研究与集体研究结合得不好，过去任务一来，就把大家集合起来，几天完成一个项目，短时间搞好一个研究项目是不可能的，应该要让大家好好的先读一些书，然后再集体讨论研究，要学习毛主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们文科过去三年来到东川、个旧搞调查，写了工厂史，成绩很大，中文系调查兄弟民族文学方面的材料，写了些著作，很好，成绩大，但是面窄了，云南有很多民国时候的爱国志士、诗人，有的诗思想性很高，艺术性也高。

江应梁教授：这学期开了些座谈会，解决了些问题，但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我有个时期很不想争鸣。过去有个时期争鸣，互相说服不了，所以就不争鸣，我想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历史系是三个老先生各站山头。首先是没有马列主义的武器，互相说服不了，材料也说服不了，结果使百家争鸣不起来，没有兴趣。

大编教材时，有些问题就必须解决，有的人提出用毛主席的思想对照编。但在一些问题上，你说我的习俗不同于毛主席的思想，我就不敢谈，但思想不通，对傣族现代史的划分，其主张从1949年开始，大家的意见是1919年，有人说我的主张不符合于主席思想，是将傣族脱离祖国，我不敢说了。我最怕的问题是学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凉山彝族进入封建化社会的历史，搜集资料片面，决定错了。后来检查了思想，是我学习的片面问题。

《红旗》社论出来后，我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进一步有了体会，但还有顾虑，就是在具体问题上，特别是在民族史上的一些具体问题，怕犯民族政策上的错误。关于杜文秀领导起义的问题，过去过多的肯定回族，但我们根据资料是云南多民族起义，其中彝族起很大的作用，我怕犯错误，怕引起民族之间的团结，或引起回族同志思想上有情绪。

张永立教授：《红旗》“双百”方针社论，内容非常深刻，回顾自己的思想，体会党的方针政策，要与改造思想紧密联系。量子力学这门课，其发展是三十年代左右，原是两个唯心主义的人提出，公开说唯物论破产，1956年苏联反击。自己思想上受唯心主义影响很深，受波尔·哥本哈根学派影响很深，讲书照着苏联唯物派的那本量子力学讲，开始不认为他对，但认为是言之成理。对“双百”方针是为真理而争鸣，为发展生产、科学而争鸣不明确，所以感到有压力，不统一又不敢说。

苏联讲量子力学的两种唯物学派都互相攻击为唯心。但自己不敢对两种进行批判，只作介绍。系上总支问我是什么意见？站在那边？我当时不敢决定，后来我提出××是唯物的，我就是按照党的方针提出我的立场，错了大家批判。在运动中不敢提出自己的意见，怕说不接受群众的意见，不愿改造世界观。编教材时，学生把哥本哈根学派的说法提出来复印在讲义上，当时我提出来，这正是哥本哈根唯心主义的说法，后来才解决了。又是明明知道主席的指导思想所指的方向，但我们感到多向前走一步就不够。我认为去年党委对理论力学的处理是慎重的，开始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挨打，但后来党委并没有作结论。

卫念祖教授：去年整理两系谈牛顿问题，深入不下去，我们在教学上往往停止在言之有理，再往下去就没有了。

张福华教授：过去数学系讨论教务问题，但争论不够，所以都没有解决。如教学联系实际为生产服务是方向问题，过去有的人对教育的科学性、系统性反对，讲微分方程，有的节因为不能联系实际不讲了。联系实际是必要的，但对严密的系统不能随便打乱，这个问题还可以在数学系讨论，对原有系统是否需要保留，保留多少。

关于习题课的问题，我体会习题课教师要讲好，使学生有所得，但有的不同意，认为习题课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我认为这样就成为课外作业。

赵季主任：观点和材料相结合的问题，你要说服我必须要有材料，另外从本人来说，也缺乏材料的问题。老教师中有无进一步找材料也有思想障碍？有政治问题与学术划分的顾虑。

高治国校长做总结发言：大家讨论中，一是对中央提出“双百”方针体会不深，这也是不奇怪的，一是正确的贯彻这一方针，也不容易。大家要求党领导的正确，但你们也有权利、有义务对不对的地方提出意见，咱们今天有十几个人在一起座谈，都是内行，也都是外行。学术问题不能随便做结论，达尔文在历史上是有地位的，但是发展了，有的就没有作用了。咱们是发展科学，各有所长，个人都是为发展科学找到真理，有利于发展科学。对学校党委还是可以提意见，但不是为了把党委搞垮。在学术上，有些问题我就不如你们，但在政治领导问题上，我又比你们强。

主观上想学毛主席思想，并不等于你都学会了，学不到的地方，并不等于你反对毛主席。去年教改中提名道姓，有些问题，下半年我们就没有搞了，纠正了。

资产阶级是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作为资产阶级总是要消灭的，作为个人要变为工人阶级，所以要改造。

你们所有的知识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还是沧海一粟。方先生总比赵瑞芳有知识，曲仲湘先生的知识总比周乐福多。作为自己来说不要怕谈思想，谈了，解决了，就好了。

云南大学本事不小，有51个正副教授、51个老讲师、51个新讲师，要是好好的教，是会搞出名堂来的。在共产主义社会教书，就不会再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必须转化。大家要承认，长的就是长的，短的就是短的，不要有什么顾虑，党离不了你们，你们也离不了党，离了你们，搞学术批判就搞不起来。

李广田副校长：今天的会开的很好，会上的精神，回去就可以讲，把这种精神传下去，造成一个空气。

“神仙会”无疑是云南大学历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教授们畅所欲言，暴露了自己的思想，讲了长期以来不敢讲的话，对学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利于活跃云南大学的学术空气和推进教学的改革。从高治国校长的发言中，也看出了他虚心听取知识分子意见，解除知识分子思想顾虑，尊重知识分子，提倡学术思想解放和搞好云南大学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通过扩大校务会议和“神仙会”，高治国校长对知识分子有了更新的认识，对他们“虽九死而不悔”跟党走、热爱祖国的坚强信念及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执着的“烛炬成灰泪始干”的精神十分敬佩。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一批被错划的教师摘了帽，李广田校长、杨黎原副校长在反右倾运动中定位右倾分子的错误得以纠正。云南大学出现了自解放十余年来少有的民主氛围。高校长也成为知识分子最为信赖和尊敬的领导。

“神仙会”后，善于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高治国校长，认真研究、思考了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认为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并撰写了《学校的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一文，文章指出：学校是干什么的？学校是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地方，因此，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有人借口以教学为中心，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是错的。但是，全日制学校学生的劳动时间，必须安排得适当，决不是越多越好。不劳动或劳动时间太少，不能达到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的目的。反之，劳动时间过多，教学时间不够，也不能达到这个目的。

学校总是学校，学校的主要职责，是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人才。为了培养合格的人才，必须开门办学，联系实际，不能与世隔绝，闭门造车。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组织师生参加政治运动和工农业生产的同时，教学的正常秩序必须保持，教学计划必须完成，不然学校就不成其为学校了。我们培养的人才必须是又红又专，以红带专。只专不红，是方向问题，要坚决反对；专得不够，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实际工作能力，也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为了培养合格人才，必须确实保证教学时间。在教学和生产劳动，科学研究、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的时间分配方面，要有一个适当的比例。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有的课程章节可以采取现场教学形式，但课堂讲授毕竟是教学的主要形式，在时间上必须给予充分保证。为确保学生能够消化与巩固所学得的知识，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自习和习题作业时间也要有必要的保证。

文章发表于1961年4月4日的《光明日报》上，尽管文章只是对云南大学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但也是中国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有较强的针对性。4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引起了党中央和高教界的重视。

为了进一步搞好云南大学的工作，高治国校长对全校的教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研，认为办好学校除了以教学为中心外，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撰写了题为《办好学校必须调动教师积极性》的文章，该文刊登于1961年8月2日的《光明日报》。

该文指出：学必有师。教师必须努力学习，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得到提高。但这决不是说，教师的作用因此降低了。执行党的教育为教育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是为了解决教育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因此，全日制高等学校，应以教学为主，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相结合。教与学的关系，总是先生教学生，不可能学生教先生。当然，教师要承认“教学相长”，承认“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知识分子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我们要继续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其途径，无非是团结、教育、改造旧的，培养新的。除了采取各种办法积极培养新生力量之外，必须同时很好地团结老知识分子，并热情地、耐心帮助他们逐步转变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由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他们在思想的自我改造中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虽然今天一支以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为骨干的知识分子队伍已逐渐形成，但充分发挥老知识分子的作用，对于培养新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仍然有着重要意义。就学校目前的情况来看，一般说来，毕竟还是老教师有比较多的知识，这也是不能否认的。我们要办好学校，提高教学质量，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以教学为中心，充分调动全体教师，特别是老教师的积极性，使其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对怎样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必须做好以下三点：一、关于红与专的关系问题，要求又红又专。二、关于师生关系问题，学生要尊敬教师。社会主义大学的新型的师生关系应贯彻教学相长的原则。但是，总是先生教学生，教师起主导作用。有关讲课、实验、辅导、考试等方面的问题，应该在一定的原则范围内，由主讲教师作主。三、关于政治挂帅，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政治之帅，必须挂在业务上去，挂帅的人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也要学习业务知识，认真的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联系群众，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引导大家沿着正确的方向，搞好教学，办好学校。高志国校长的这篇文章为解决高等学校问题和办好学校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对中国的高等学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再次引起了高教界的轰动和中央有关部委的关注、重视。 这两篇文章标志着高治国教育思想的形成。但如果没有“神仙会”及其后来的实践，就不会有高校长系统的教育思想。

高治国在担任校长期间，他还发现了一些阻碍云南大学发展的一些问题。认为云南大学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是这几年来批判的人多了，党内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还不是那样的敢提意见。党内生活、群众生活有些不正常，同志之间有些隔阂，这些问题责任在党委。党员干部应密切地联系群众，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只讲不断革命，不讲稳定，只讲资产积极法权，不讲分工或个人成就，乱用政治挂帅。我们这几年的做法，不是贯彻团结大多数的办法，主席思想是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多数，团结大多数目的是要把教学搞好。党的领导强不强，就是要看他是否真正培养出符合国家需要的人才。领导干部要钻研业务，讲求工作方法，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由于找到了这些问题存在的根源，这些问题便得到很快地解决。如在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划为右倾主义分子的原校长李广田、副校长杨黎原同志的问题都得到平反。一些在反右斗争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也予以摘帽。云南大学出现了政通人和的新气象。

高治国校长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贯彻、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以及他尊师、重教、爱生的办校理念，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和个人魅力，赢得了全校师生员工的尊敬、爱戴，视高校长为自己的知心者。在高治国校长的领导下。云南大学的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是改革开放前，建设和发展的最好时期。、

参考文献：

1、云南大学档案馆馆藏的《李广田工作日记》

2、云南大学档案馆馆藏的《金宗佑工作日记》

3、《云南大学志》编审委员会：《云南大学志·大事记》，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

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