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物理系青年教师张世鸾对一道实变函数的习题想了好久也解不出来，恰巧在路上碰见张燮，便拿起书本向他请教。张燮念了一遍题目，不假思索，就站在路边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写起来：“若否，则……”他巧妙地使用反证法，一层一层推理下去，导出了与题设矛盾，使问题得到证明。语句没有停顿，纸上没有涂抹，完全是一份标准的而且十分工整的习题解答，使张世鸾至今回忆起来还惊叹感佩不已。

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号召高校的教师学习苏联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改进教学。一时间，学习苏联教育经验，进行教学改革形成热潮，为了让教师能够阅读俄文教材，学校开办了教师俄语速成班，对能够翻译俄语教科书的教师不仅将其书推荐到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还给予物质奖励。一时间，很多通过速成班的教师都积极参加翻译教材工作。1953年12月，各省被推荐到高教部的翻译教材达数百种之多，但送去评审后大多数被淘汰，只有少数教师翻译的书得到出版。张爕翻译的《实变函数》、《高等代数》、《积分方程式》、《概率论》、《回转仪的理论》、《非全定系统的动力研究》、《微分方程之解的稳定性》等在1956年到1958年间先后由出版社出版。出版的量大，而且所涉及的学科范围宽，这是当时学校少有的。张爕翻译的教材能在众多高校选送的同类教材中脱颖而出，得益于他的语言天赋和非凡的记忆力。他翻译理工教材的速度可以像一般人抄写汉字一样快，边看边译，一气呵成。为提升我国的教育科学水平，他注重翻译国外经典著作或教育最新成果。他与张昇、童扬文、孙文爽合译的《线性统计推断及其应用》,198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当代著名数理统计学家C.R.劳所著的一部在数理统计方面有着广泛影响的著作，出版后被有的大学作为数学系高年级的教材来使用。

正当张爕事业如日中天时，1957年的反右斗争却给他带来了厄运。1957年6月至9月，云南大学开展了反右斗争。直率敢言的张爕于运动初期正在安宁温泉疗养，本可以躲过一劫，但他回校后在一次会议上，说了一句：“王士魁都被划成了右派，那么我们这些人也该是右派了!”而被认为替右派鸣不平。他的妻子黄庆龄当时是云南大学中文系的行政秘书，因受其父历史问题牵连，也被列入送农村改造之列。中文系却以支援农村建设为名，在他家门上贴了一张“喜报”。黄庆龄一气之下，把“喜报”撕毁。第二天学习会上，当追问到这张喜报去向，张爕怕说出是黄庆龄撕的而遭开除公职惩罚，便把这事揽了下来，说是他撕的，顿时遭到围攻，说他是对党不满。反对上山下乡支援农村建设。仅因这两件事情而将他补划为右派，还降薪降级。同在云南大学任教的国学大师刘文典诙谐地说：“帽子公司都关门了，他硬挤进去戴一顶帽子。”有了这顶“右”派帽子，不仅他自己遭殃还连累一家人，此后，他写的论文不能发表，翻译的书不能出版，每月还要向系、党总支汇报一次思想改造情况。每年全系教职工要对他的思想改造作一次评审。过去一直受尊敬的教师，一下子被打入另册，成为被批斗的对象。过去与他有着亲密接触的同事也渐渐疏远。子女的升学就业也遭受歧视。虽然遭到屈辱，但张爕始终保持善良的心，在“文革”中对待数学系何衍璿的两件事上，反映出他的善良与坚强。解放前曾任云南大学教务长的何衍璿解放后被评为二级教授，对云南大学乃至我国数学教育作出过极大贡献，“文革”初期数学系“红卫兵”手拿鞭子，让何衍璿等几个老教授站成一排，低着头，背毛主席语录，谁背不出就用鞭子抽。何衍璿当时已年过七旬，岁数大，记忆差，总是背不完整，丧失人性的“红卫兵”认为这是对毛主席不忠，提起鞭子劈头盖脸地抽打他。张爕看不过去，当何衍璿背不出来时，就小声提示。“造反派”听到后，说张爕作弊，鞭子抽到张爕的身上。即便如此，当何衍璿又背不出来时，张爕仍然提示，便又遭到抽打。1969年12月，云南大学师生员工疏散下放到弥勒县的火木龙、虹溪、中以则三个公社去参加劳动，搞斗批改。数学系分在虹溪公社的石灰窑生产队。生产队将一座祠堂改建的仓库腾出来做男教师宿舍，张燮与何衍璿等几个专政对象住仓库的暗室，何衍璿每天晚上要到房外小便，从暗室到屋外，要爬一个陡峭的木梯，人走在上面，楼梯会发出吱呀的声音，影响大家睡觉。同屋的教师中不少人很有意见，但没有谁为他想办法解决。张爕替他找来一个瓦罐作尿壶，每天早上张爕就提着瓦罐走出仓库帮何衍璿倒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