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汉侨(1928.1-2011.4),湖南邵阳人。其父姜铁心系广东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早年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曾任国民党少将高参、国防部中将部员等职，1947年脱离军队经商。其父携家带口，南北转战多年。1928年1月，其母在湖北汉口的桥口生下了他，遂取名“汉侨”。他的启蒙教育是在河南开封，在那里读了三年小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从开封经武汉回到老家湖南，在父亲为董事的民生小学就读。1940年年初母亲带着他到父亲新任职的重庆，在巴蜀小学念了半年书。因日寇轰炸，他家搬到嘉陵江南岸，学校则搬到离重庆五百里的西充，他随学校去读初一，当时才12岁。学校在一座破旧的寺庙里，师生生活艰苦，他去了不久就患了一次痢疾。寒假带着一身虱子回重庆，父母见状，很是心疼，就将他转到重庆中正中学就读初一的春季班。

中正中学由“国民党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主办，设在小龙坎西的覃家岗，校址原是一座坟山。学校全都是草房，实施军事化管理，军事教官管得很严。初二时，音乐老师选上他训练声乐，使他在用气发声方面打下了基础，养成了爱好音乐的习惯。直到老年，他还参加学校老教授合唱团，担任过指挥。除此之外就是打篮球，成立了一个黑猫队，以后又成立一个燕队。初中毕业后曾想报考音乐专科学校，因家里反对，只好作罢。初中毕业后考上重庆求精中学读高中，上了一学期课，暑假后又转回中正中学读高中。高一参加演话剧《大地回春》,1945年抗战胜利，他随中正中学迁往南京，在南京念完高中最后一学期。1946年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回郑州家里“温课迎考”。1947年7月在上海报考了七所大学，只被大夏大学录取，但他放弃了。在中正中学校友会的帮助下，他到同济大学新生院第六班做旁听生，学了一年德文。1948年用德文参加入学考，被同济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录取。

1948年10月进入同济大学学习。1949年3月，解放军迫近上海外围，社会动荡不安，父母担心他的安全，不停来电要他和在焦作读书的弟弟一起返回湖南老家。于是4月25日晚乘上一艘货轮准备返家。第二天一早货轮启航，用早餐时得知船被拉差，先去台湾基隆再去广州。船从台湾到厦门时，哥俩上岸买了去广州的飞机票，再从广州乘汽车回到邵阳。不几日，全家经广西到贵阳，住了下来。到广西后，他申请去贵州大学借读未成。两个月后，全家又匆忙跑到重庆。1949年12月初，借助一位其父辈朋友之力，母亲带着胞妹搭乘飞机去了台湾。从此，家被一分为二，一半在大陆，一半在台湾，十多年杳无音信。重庆解放后，他写信给同学，打听同济大学情况，准备回校。1950年3月，他从重庆乘船回上海复学。

新中国成立后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并入复旦大学，哲学系成了社会学系哲学组。半年后，复旦大学撤销社会学系，该系的四位教授调北京大学，学校要求哲学组的学生，或者转去南京大学哲学系或者在复旦大学转系，姜汉侨要求转到复旦大学生物系就读。

1953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被安排担任植物生态学的教学工作。为了教好书，他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消化课程内容和认真思考教学问题上。生态学研究室主任曲仲湘教授要求他进行校园杂草的半定位观察，这是他专业研究的起步和练习。1954年，他运用曲仲湘讲授的英一美学派植被调查研究理论，对海南岛植被进行实地调查，并对这个理论有了自己的见解。

1955年暑假开学不久，生物系主任谈家祯在下班路上对他说，高教部为加强边疆教育，结合边疆生产发展的需要，决定调北京大学的李继侗到内蒙古大学任教，作草原生态学研究，调复旦大学的曲仲湘到云南大学任教，作植被生态学研究。曲先生要求把他的助教和研究生都带去，这个学期的教学工作结束后就出发。姜汉侨是曲先生的助教，当然也是被调走的一员。云南被称为“植物王国”,为植物生态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但论生活条件，则与上海有较大差别。有些上海人只知道云南是古代“充军”的地方，很害怕去那里。但早已四海为家的姜汉侨对上海并没什么可留恋的。新婚妻子也是同事的盛玲玲也表示愿意同他一起到云南。1956年2月18日，姜汉侨夫妻俩随曲先生等一行七人在复旦大学生物系师生的欢送中踏上火车。途经衡阳、桂林，在金城江换乘客车到贵阳、沾益。在沾益受到了早已等滩植被，写成《云南丽江玉龙山流石滩植被的初步观察》,发表在《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57年第4期上，这是他到云南后完成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1961年，学校抓骨干教师重点培养，指定朱彦承指导姜汉侨和金振洲专攻法瑞派的理论与方法。朱先生是法瑞派的传人，在国际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当时“批判资产阶级学术”的影响犹存，朱先生为打消他们的顾虑，劝说他们放下包袱，安心听课。在朱先生的鼓励下，他们系统地学习了法瑞派的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他运用跟朱先生学到的知识到云南地州及江浙、海南、小兴安岭作植被调研，不仅加深了对法瑞派的研究理论的认识，且丰富了他对我国主要的森林类型的认识。

1958～1960年，姜汉侨参加中国科学院云南综合考察队，担任植被组组长。率队对云南西双版纳和德宏州橡胶宜林地及热带自然保护区进行综合考察，研究云南南部热带植被的类型、性质及分布规律，根据云南南部雨林的存在及其分布特点，确定了橡胶大面积发展中的种植界限，划分宜林地类型。工作结束后，适值吴征镒、寿振黄二位教授提出在云南南部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建议，姜汉侨等发表了第一批调查资料，为发展云南橡胶种植提供了科学依据。

正当他的研究工作稍有起色，1965年他被派到农村去参加“四清”运动，接踵而来的又是“文革”运动，他的科研与教学工作被迫中断，但他一直心系中国植物生态发展。1973年大学恢复招生，根据当时的教学需要，姜汉侨组织生态地植物学组教师，编写《植被译丛》,油印成册。年底，中科院植物所在昆明召开全国生态地植物学工作会议，总结各地过去的植被调查研究工作，酝酿、组织《中国植被》的编写。姜汉侨向参会人员散发《植被译丛》,该书获得了好评。参会的科学出版社编辑向云南大学生态地植物学组约稿，提出编写《植物生态与植物群落基本知识》和《云南植被》。1975年，《植物生态与植物群落基本知识》脱稿。书稿交出后，着手编写《云南植被》。1976年3月，中科院植物所组织全国协作编写《中国植被》。他执笔编写中国热带植被类型和区划，以及全部阔叶林的修改定稿。紧接着又主持编写《云南植被》,1988年该专著获得云南省科技成果二等奖。

1981年，他主编了《云南森林》,该专著是《中国森林》的地区分册，也是《云南植被》的应用和延伸，具体阐述了云南主要森林类型的特征、规律和全省的森林自然区划，分析和论述了林木、副产、鸟兽等各种森林资源，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省林业生产面貌和问题，提出了云南林业发展的前景。1983年，他选定云南高原山地生态学为研究方向，撰写的论文《云南热带、亚热带山地的生态学特征》被收录国际生态学通报；1986年参加“国际山地植被研讨会”宣读的论文《云南山地植被特点及其垂直分布》也被收录国际知名学报专刊。他在热带、亚热带植被类型及其分布规律和植被资源的管理及利用方面的系统研究，代表了当时我国相关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先后获得国家科技成果奖两项，云南省科技成果奖两项，为我国植被生态学、地植物学的发展及其与国际接轨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和他的同事，与我国第一代生态学家一起，共同奠定了云南大学生态学及其相关学科在全国的优势地位和影响。

1980年10月，他被任命为生物系副系主任，兼任云南大学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研究所所长。1983年11月，又被任命为副校长，分管科研工作。1985年起，先后担任云南省重点学科植物学、生态学的学科带头人。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他招收生态学博士生，生态学博士学位授予点成为云南省高等学校获得的第一个理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为云南大学生物学科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姜汉侨学术成就的取得与他勇于开拓、勤于思考、不断创新的学术精神密切相关。在云南植被区划问题上，吴征镒先生把元江河谷划为热带，在图上像一根手指状突出。吴先生是我国生态学的泰斗级人物，很多人对他的观点深信不疑，但姜汉侨则有不同的看法，认为金沙江河谷按吴先生的观点无法作飞地处理。元江河谷是干热河谷，而干热河谷不止一处，虽局部零散却普遍存在，但都是飞地。他不仅提出问题，还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案。著名的生态学家任美鄂在对云南南部的自然区划中曾提出过“热带山原”的概念，使姜汉侨很受启发。他认为应该在一定海拔范围内，以起伏不大的山原作为区划的基带，把河谷作为水平带内的嵌入部分，按局部现象处理，如新疆的吐鲁番是负垂直带。这样一来，各种问题就迎刃而解。据此，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云南植被“山原型水平地带”的分布规律，这不仅构建了认识云南这个多山高原植被复杂性的理论，而且为以后云南森林、云南土壤和土地区划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也为我国植物生态学家开展西藏高原植被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他还进一步明确指出云南植被正处于东亚至南亚、青藏高原至中南半岛等几个大的自然区域植被的连接交汇部位，五方汇集，造成了云南省植物和植被类型丰富多样性。他的观点受到了国内外生态学家的广泛认同。

姜汉侨长期从事生态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讲授“生态学原理”、“云南植被”、“植被生态学”、“生态学名著选读”等研究生课程，培养硕士研究生14名，博士研究生7名。在教学中，他十分重视课堂教学及教材研究，形成了自己的教学理念。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教学改革中，学校为整顿教学秩序，提出了“少而精”和“精讲多练”的要求。“少而精”提出后，不少教师觉得难，理由是“要少就得削减内容，就降低质量了”。但他认为真正难的是不知“精”之所在。植物生态学联系农林及环保的方面广，容易堆积材料，要把内容加以扩展是很容易的，但这样一来讲得越多学生越糊涂，不得要领。所以，关键是精，即内容的精华，也就是贯彻于该门学科始终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概念，诸如生态的内涵、适应的实质、生态分化与进化(生态与遗传)、环境的尺度等等。整个生态学的内容就是随着这些基本概念的分析而展开的。基本概念清楚，章节之间的关系明确，才能精选材料，深入浅出而不走样。

怎么做到精讲多练呢?他认为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认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对理科的课程来说，只在课堂上讲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学习植物生态学要结合教学进行野外调查，让学生知道问题从何而来，又如何去解决问题。他认为讲授一门课程，必须说明所介绍的学科“是什么,为什么,学了干什么?”

姜汉侨走上学校领导岗位后，他着眼于全校科研的整体建设，做好各个学科的科研工作。1990年4月30日，姜汉侨在学校召开的文科科研工作会议上，就高校文科科学研究应该坚持什么方向、怎样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提出重视发挥群体优势，认为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社会生活日趋复杂，要研究社会生活中的某一重大问题，非一人之力所及，而常常需要发挥群体优势来共同完成。他主张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更多地搞一些较大的课题，为此就必须组织较多的人力投入，充分发挥群体优势，搞出一些较大的成果来。同时，要发挥综合优势，也就是学科交叉、渗透的问题。人文、社会科学中各个学科的交叉、渗透，文科与理科的交叉、渗透，已成为科学发展的趋势。云南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基本齐全。社会科学研究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争取一些重大的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在这一方面特别寄希望于中、青年教师和科研人员。他的这些论述，彰显了他在做行政管理工作中紧紧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思想理念。

他虽然分管科研工作，但很注意处理好教学和科研的关系。在谈到重点专业建设时，他以云南大学植物专业为例，强调“突出重点、办出特色”,认为高等学校应以教学为主，高校中科研力量比较集中，这批力量之所以值得重视，除了可以研究解决四化建设中一些重大课题以外，还可以通过教学而培养专门人才，以推动学科的发展。1983年，他在《云南高教研究》发表文章，以云南大学植物专业为例，阐述了自己对教学与科研关系的认识，宣传其以教学为主和加强基础的一贯主张。

1998年年过七旬的姜汉侨办理了退休手续，但他退而不休，仍然关心云南大学的发展，为学科建设出谋划策，从事着自己一生钟爱的植被研究。

在退休当年，他在自己培养的学生杨树华教授的国家重点攻关项目“金沙江流域(云南部分)生态建设与保护”中做总顾问；又主持了玉溪市环保局的一个类似项目。

1981年《植物生态学》出版后，受到同行的青睐。但他认为书中还有一些问题有待完善，打算在再版中加以解决。2001年，段昌群教授从科学出版社接受了编写《植物生态学》教科书的任务，邀请他担任主编。他感到这是一个了却自己心愿的机会，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他用了几年的时间，翻阅了大量的资料，提出了新的观点，2004年1月脱稿，6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还关心着生态学科的发展，卧病在床的姜汉侨2011年3月28日在给党承林教授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收到你的电子邮件我很高兴，不假思索地就答应了看看材料。我想省内编写百科全书的要求，是突出云南植被的特点，例如：类型与周边地区连接的过渡性；区划中水平带确定的方法。于新的类型，记得朱华对热带雨林有一个新类型的研究报告，请去查一下。我卧病在床，已脱离工作状态。所以虽然关心，但力不从心。相信你一定能顺利地出色完成任务的。”

2011年4月25日因病去世，享年83岁。

资料来源：

1.姜汉侨生前写的个人情况介绍。

2.姜汉侨人事档案。

3.《云南大学教授概览》,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访问朱维明、金振洲、党承林、杨树华及姜汉侨子女。

(刘兴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