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树梅(1881～1968)字曜仙，号雪禅，又号梅居士，晋宁县人。21岁应州、府、院试而入邑庠，读先秦诸子，研习古文词。他笃好《滇系》、《滇南文略》及《诗略》,留心滇南文献。25岁入高等学堂及优级师范，肄习经史策论，钻研国学。29岁毕业后，所纂晋宁乡土志经提学使鉴定批准，作为高小课本。1910年，钱平阶邀方氏任《云南日报》编辑。该报至辛亥光复停办，方氏归里，每日披览四部。他历年购书约万卷，除滇贤著述外，尤加意购求地方志，并研究各地政治、经济、教育、文化、风俗。不久，应教育司长周钟岳委充总务科科员来昆。他曾拜赵藩为师，赵素闻他嗜古，特加青睐。他编《方氏族谱》成，赵为之作序。袁嘉谷慕方氏藏滇贤书画多而精，与之谈滇南文献甚投契，乃结为莫逆之交。赵藩、陈荣昌、袁嘉谷发起辑刻《云南丛书》,方氏将所得滇先贤著作，随时送丛书辑刻处选刊。1920年，方氏致力于《晋宁州志》之纂修。后赵藩函教育厅，委方氏充“云南丛书处”编校员。方氏对滇先贤师范最为崇敬，认为他之《滇系》,表彰文献，厥功尤伟，深为钦佩，乃发愿编写《师荔扉年谱》。1923年，全国教育会来滇开会，赵藩，袁嘉谷商议开书画展览会，聘方氏为征集员，得各收藏家名贵作品千余件，1924年7月择精品影印《滇志书画集》。是年，《云南丛书》初编刻成。同时，方氏又得王崧《道光云南志抄》一书，其中建置、盐法、矿务、封建、土司、边裔诸门，为阮修《云南通志》所无。赵藩、袁嘉谷闻此书为方氏搜得，十分惊喜。1925年起，方氏正式成为《云南丛书》主编之一。1927年，赵藩病殁，丛书编纂则由陈荣昌、袁嘉谷、秦璞安与方氏继续完成赵藩未竟之志，是年，方氏又被聘为专任丛书编审员。秋，编成《钱南园先生年谱》。是年，省府开全省咨询会议，方氏被举为议员。昆明古书铺有时窘迫，他常资助，书商得滇贤遗著,必留给他，所以他得滇南文献最多。1930年，国民党令各省纂修通志，省府聘周钟岳为馆长，方氏为筹备干事兼分纂，由他拟编纂纲目及采访条例。纲目既定，又由他拟凡例二十九条。那时他托友人由北京图书馆抄来《景泰云南图经志》,此次新修通志，赖以增添不少内容。他又曾托任凤苞代购云南各府厅州县志，书目中有明李元阳修《万历云南通志》。此志清初修通志及师范、王崧等皆不得见，甚为珍贵，方氏去函商请相让，任不肯，乃赠晒蓝本一部。同年，方氏编写《杨文襄公年谱》成，约三四万言。1934年，通志馆派方氏往南北各省，访求滇省文献。阅时半载，足迹遍及京、津、鲁、陕、皖、桂、沪、宁、苏、赣等地，购书约三万余卷。在旅途中写成《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四卷，诗作百首。《归来》一首云“南北搜罗愿不违，一肩文献尽珠玑，平生最大快心事，多少先贤伴我归”(据作者修改稿录入),表达了有如农民丰收后的欢忭心情。归后遵中央及省府令，编“乡贤事略”,以作中等学校模范教材。1937年方氏任通志编审员，稿成十之八九，由他审查，其中简略草率未尽善处，均再加搜采重编。1939年，《云南丛书》二编完稿，丛书处结束。时省府限令三年完成通志编纂，聘方氏为编纂审查员，并担任汉至元耆旧传、地理、艺文、诗文录、人物列传及丛传之编纂。是时，景泰、正德、万历、天启等滇志相继出现，方氏一一浏览，并引用汉至元的正史、别史、杂史等有关滇人者加侧注及按语，补缺正误，写成《汉至元耆旧传》一书(后更名《古滇人物考》)。此外，钱仪吉、缪荃孙，闵葆之的三家碑传集，录滇人不过二十余人，方氏甚感遗憾，乃专辑滇南明清两代碑传，编成《滇南碑传集》。此稿在时间上亦能与《古滇人物考》相衔接。当时顾颉刚任教云南大学，认为它乃攸关云南文献之巨制，特介绍北京图书馆交开明书店印行。为了衔接民国以来滇人的碑传，方氏又辑《续滇南碑传集》。1943年，通志各稿杀青，通志结束，定名为《新纂云南通志》。1942年，方氏受云南大学聘，任云南文化史教授，因“跌马臂伤……暂停授课，专任文化研究”。他所讲文化史范围，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目的在增加学生各方面的历史知识，加深对古代社会的认识；辨别古代文化之精华与糟粕，探索古代文化发展的规律。结合教学，写成《滇王庄跻考》、《云南省名考》二书。后来云南大学把方所纂“通志艺文考”滇人著作部份录成单篇，名《明清滇人著述书目》,收入“西南研究丛书”。同期，方氏自著《学山楼诗集》、《滇南茶花小志》、《滇南红豆集》与所编《滇文丛录》、《滇诗丛录》编就待印。全国解放后，方氏任晋宁县政协委员。1951年，云南大学拟聘方氏为终身教授，会议已通过，在未发表之前，省府已委他为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他后又任文史馆筹备委员。他将数十年来所搜得自汉至民国的佳作，汇录为三十二卷，名《历代滇游诗抄》。此书对云南文化关系非浅，是编写文学史和云南名胜古迹史有价值的材料。1954年省文史馆成立，方氏被聘为馆员。他素重视文物发掘与保存，晋宁鲸鱼山发现古物，他向省博物馆通报，该馆派员发掘，得古代陶器千余件，屈体尸骨一具，石器时代古物，尚有铜器、兵器，其中铜鼓二面上，酋长监督奴隶工作诸状，为海内所仅见；出土之“滇王之印”,黄金蛇纽，逼真汉篆，此印关系云南历史最大。这一年，他编成《担当年谱》。1955年，云南省图书馆派人到晋宁，将“方氏学山楼”藏书，搬运十马车来昆，方氏一生心血所得，悉萃于此。1957年，方氏被任为云南省第一届政协委员(后连任至三届)。又《南诏野史》一书，明清有数种，于史法未严谨。“南诏”限唐宋两代，前人撰此书，不惟涉及元代，对明代亦多叙及。胡蔚增订本纪事至清初，名宦、古迹，唐以前亦掺入。方氏病此书谬疵百出，乃撰《南诏备徵录》,唐以前不收，宋以后不录。1962年，方氏受聘任昆明市志编委。同进将数十年所作文章一百五十余篇，分类为《学山楼文集》十卷。

方氏尽瘁桑梓文化事业，终生对滇南文献锐意博搜罗致。积累丰富资料并加以整理，对研究滇南文化贡献巨大，是著名文献学家。生平购滇南文献典籍数万卷，著作三十余种，多未刊印。其手稿本，钞本及清稿本皮藏于云南省图书馆及云南大学图书馆。现把已出版和已印刷之著作择要介绍其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