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佩珊（1912——1985）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是闪耀着传奇色彩的一生。他在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大部分是在云南度过的。他任教于云南大学仅4年，却为云南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郭佩珊出生于河北定县，两个姐妹在抗日战争时期牺牲。郭佩珊于1930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1933年被选为学生会常务干事，因领导学生救亡运动被校方开除。他于1936年考入武汉大学机械工程系，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武汉大学支部组织委员。空军是抗日救国的重要力量，党组织动员有条件的党员报考空军学校，他于1938年考入成都机械学校高级班，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南川县的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任课员，于此加入了中国航空工程学会和中国机械学会。1939年12月，郭佩珊受中共南方局派遣到昆明展开青年工作，任云南青年工作委员会组织委员，先后负责联系云大支部、澄江的中山大学支部、路南的云大附中支部，并取得中山大学工学院助教、育侨中学高中部数理化主任的合法身份，他把公开活动与秘密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利用国民党派系斗争，团结进步力量，孤立反动派，在推动学生运动蓬勃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为坚持抗战中共云南省工会决定派一些党员打入国民党政府的要害部门，以利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郭佩珊以自身的有利条件设法于1940年12月到空军第十飞机修理厂工作，历任修造课课员、白铁股股长、修造课课长等职务，直到1948年8月，该厂奉命迁往广州他才托病离职。在十厂工作的八年中，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革命时期，他利用高超的技术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至今人们还传颂着他的传奇故事。

1941年12月8日，美国对日宣战后，美国空军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和第十四航空队先后来华助战，十厂成为美国空军103修理基地。1942年4月18日，杜立特率领B52轰炸机轰炸东京、大阪等日本重要城市后返回昆明修整，部分飞机交由十厂修理。郭佩珊当时任十厂白铁股股长（机身机翼车间主任），他针对B52飞机的缺点提出合理化建议为美方采纳，并将5架B52飞机交由他改装。他大胆地作了两处改良：一是原来的炸弹仓可挂一个一吨重的炸弹或两个半吨重的炸弹，利于攻坚却不能大量杀伤敌人。他设计了蜂窝式炸弹架，将50枚小炸弹挂在小圆筒，投掷灵活方便，可大大增强杀伤力；二是原来上下两个枪塔装有12.7毫米口径机枪12挺，既笨重且不能转动，他设计改装活动机枪架，扩大了射出范围，减轻了飞机重量及飞机阻力，提高飞机时速20哩。这5架改装后的B52飞机，在打击由缅甸入侵云南日军的战斗中大显神威，深受美空军官兵赞誉。这批美军司令官在回国前，为此向蒋介石致谢，并慎重其事地索要设计图纸。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国技术人员竟能改良技术先进的美国飞机，这在抗日战争中别无先例。于是，蒋介石下令嘉奖郭佩珊，发给奖金1000元，他破格晋升一阶三级，升任十厂修造课课长（生产总工程师）。此后，他成为公认的技术权威，指定为与美军打交道的主要负责人，这就为他长期的地下斗争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日本投降后，云南境内机场停飞的美国飞机250余架，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员监督将这些飞机以敲击、碰撞方式破坏后，按废料作价卖给国民政府空军，交由十厂处理。这些飞机虽经破坏，但内部机械基本完好无损，至少有半数可以。鉴于蒋介石反共面目暴露无遗，郭佩珊不愿意将这些飞机变成屠杀人民的武器，于是利用修造课课长的职权，以对飞行安全责任为由，将这些破坏飞机全部报废处理。美国中央情报监督人员回国后，尚有最后一批包括运输机、联络机等17架飞机有待破坏。空军第五路司令部宴请最后一批回国的美国空军，请求他们手下留情，终于把17架飞机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并交由十厂检修。在没有理由将这批飞机全部报废情况下，郭佩珊负责把一架运输机改装刷新成豪华专机，以十厂名义赠给空军司令晏玉琮。其余16架飞机也以机械老旧、仪表移到专机为由，建议作报废处理了。他还将所得奖金和节衣缩食省下来的薪金，选购了不少完好的报废器材，装备了轻重机枪、穿甲弹、爆炸弹、燃烧弹等一批枪支弹药，并从废料中修复了一辆吉普车作为交通工具，将枪支弹药分三次冒险送往游击区，支援革命武装斗争。在解放战争时期，郭佩珊利用技术权威身份，千方百计削弱敌人的空军力量增强我方的军事实力，发挥了一个党员在地下斗争中的特殊作用。

1946年3月，年仅34岁的郭佩珊应熊庆来校长之聘兼任云南大学航空工程系副教授，取得了双重合法身份，1948年秋脱离空军后专职任教，直至1950年3月才辞去云大职务。郭佩珊将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运用于教学，深受学生们欢迎，他为人师表的言传身教更为广大师生所敬仰，在云大任教的几年中年年提级。1949年春，他提交的专著《飞机构造学》，经专家学者审查评价甚高，虽无出国留学资历却被破格晋升为教授，跻身于诸多名教授之列。他在脱离空军之前，给云大航空系配置了飞机发动机一台和许多航空器材，其中一台轰炸机瞄准器当时还属于绝密技术，他还亲身到南京活动，经批准给云大航空系调拨了两架直升飞机。因此，云大航空系成为云大教学设备最为完善的一个系，为培养航空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9年7月，云大工学院组成实习工厂委员会，他被选为委员兼任实习工厂主任，具体负责业务工作，为培养工科人才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云大任教期间，他从不暴露党员身份，但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常和师生们交流对时局的看法，在群众中威信颇高。他被推选为云大教授会代表，教授会与讲师助教会、职员联合会、学生会、工警联合会组成云南大学“五联会”一致推选他担任“五联会”主席，领导云大“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并与其他院校联合行动，把昆明的“双反运动”推向高潮，有力地冲击着国民党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1948年底，郭佩珊任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的统战小组组长，负责联系新闻界，通过《平民日报》总编严达夫、《正义报》主编何锡科，避过国民党严密的新闻检查，在地方报纸上透露人民解放军胜利消息，传递党的政策和声音，批评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支持人民争取民主的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正义斗争。1949年9月，国民党特务诱捕了严达夫、何锡科，他也被列入黑名单上第一人，险些落入特务的魔爪，按照党组织指示从昆明转移到滇东北游击区，任滇东北地委统战部部长，参加武装斗争。1949年2月9日卢汉宣布起义后，他才于当月13日返回云大。中共云南省委决定成立中共昆明市委员会，由他担任宣传部部长，运用舆论媒体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卢汉委派张有谷于12月12日在巫家坝机场宣布云南空军起义，组成机场司令部，登记境内空军人员2023人（其中空勤人员仅数十人）郭佩珊被任命为副司令，协助司令张有谷主要抓昆明空军工作。他取得党组织支持，由云大助教徐文宣、杨朝梁、师院学生刘程业、太华丽、毕雅琴及一些中学生组成17人的学联工作组，做空军起义人员的思想工作。当国民党特务控制的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占领一些机场、反扑至昆明近郊时，机场司令部团结起义空军，担负起义军调兵遣将的空运任务，又以运输机代替轰炸机出动20架次，轰炸机场跑道，粉碎了国民党空中支援的计划，为保卫昆明、保护空军仓库器材物资竭尽了全力。

一九四九年后，郭佩珊辞去云大职务，被任命为昆明机场司令部军事代表，结束了多年地下革命生活。其后历任云南军区航空站站长、西南军区空军工程部部长兼成都411厂厂长、军委空军修理局副局长、科学出版社副社长和编辑、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和党委书记，北京航空联谊会顾问等职务。1985年10月9日郭佩珊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