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11—2001.5），山东茌平任。1964.12－1977任云南大学党委书记。

胡泮生（1917~2001），原名胡湘芹，山东省茌平县高胡村人。1935年在济南省立高级中学读书期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南犯山东，他于同年10月在博平县大陈庄一带参加山东博平抗日自卫队，任战士、分队长。后任八路军先遣纵队第五大队副大队长、八路军115师华山工作团大队长、茌平县委委员，鲁西军区运东大队政委、鲁西军区第四军分区民运统战股股长、冀鲁豫一分区东阿大队副政委，冀鲁豫一分区六团、二团政委。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冀鲁豫一分区第十一团团长、政委、中共齐禹县委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17军51师153团政委。参加过解放济南、淮海、渡江、进军大西南等多次重大战役。战争中他不畏艰险、多谋善断、英勇果敢，多次受到表扬，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胡泮生先后任中共贵州安顺地委组织部长、地委副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地方工业局副局长，中央地方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兼部机关党委书记，中央轻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昆明工学院、昆明师范学院党委书记。

1964年12月1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胡泮生调任云大党委书记、校长。1965年他在学校召开的教授、处级干部春节茶话会上，阐述了如何做好一把手，办好云大的治校思想。他说办好云大，首先要坚持党的教育方针不动摇，认真贯彻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其次是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工积极性。这两点做不好，就办不好学校；这两点抓好了，学校就有进步。

1965年3月，学校举行第十二次校务（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校务委员、正副系主任、正副教研室主任等共103人。会议传达和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及高校理工科教学工作会议精神，参加会议的同志结合前一段教学改革工作，讨论了如何具体落实本学期教学改革和教学工作任务。胡泮生在会上指出，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分期、分批地做好教学改革工作，革命干劲要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相结合。教学改革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办事，在这前提下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及不同的做法。学生对教师有什么意见，教师对教改有什么看法都可以讲，好话、坏话、正确的话和不正确的话，我们都听，要认真听。即使其中有些不够妥当的意见，也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大家商量、研究、大家改。

胡泮生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都坚持体育锻炼。他认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好的身体什么事都办不成，他把自己对体育的认识贯穿在工作中。到校后就动工修整校内篮球场，他与师生一起在东一院肩挑背扛挖了一个游泳池，协助体育教研室组建了一支男子排球队。他身体力行，带动了其他校领导，大家都自觉地参加到体育活动中。在1965年4月18~19日的校运会上，很多校系领导、老教师都积极参加比赛。胡泮生参加了铅球比赛，并给运动员作技术指导。这是一次参加人数多，取得成绩好的运动会，他在闭幕会上号召全校师生员工要开展经常性的体育锻炼，练好身体，搞好学习和工作，在今后的比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胡泮生有较高的理论基础，通过多次到中央高级党校和省（市）委党校学习，系统地学习过马列原著和毛泽东著作。平时抽空读书、看报，特别注意学习哲学、政治、历史、经济、法律和教育管理等方面的书籍，家中珍藏有成套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他在60年代购得一套《史记》并在扉页上写了一篇短文，其中写道：“……我对中国历史知识知之甚少，却很有兴趣，每谈及此，动辄寻思良久，总想虽不能专心研究，如做到粗知，以今人度古之事，以今比古，古为今用，庶对本身当前工作亦不无益。新购之书几经专家整理、校注，段落语句分明，读起来已感颇为省力，拟先选读然后遍读，发奋读书犹未为晚，古人先例不胜指数。书在身侧，随时可取，尔志未衰，勉之勿迟。”

日常工作中，他不仅听汇报，而且还经常深入师生中。当他了解到学生入党积极性高，但发展很慢，学生党员比例很小的情况后，就及时采取措施，要求党委委员及各系总支书记都要有自己的培养和发展对象。他还带头给要求入党的师生讲党课。由于党委重视，1965年加快了全校党员的发展工作。

1966年2月，胡泮生看了政治课教研室教师刘西芳对中文系一年级《中共党史》期末考试的总结报告后，他在党委会上讲道：这个经验应引起大家重视，希望全校教师认真讨论，进一步领会毛主席教育思想，研究如何教活、学活，把政治工作做活。为此，学校政治部还两次印发这份材料供全校师生讨论。

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解决困难职工的疾苦问题。一次他偶然听到学校缝衣组老穆师得重病住在昆明医学院附一院需作手术，他亲自去看望病人并与医院商量治疗方案，病人家属、及教职工很受感动。

1965年1月，中共中央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此，中央和省委派出大量的工作组到各地各单位去贯彻“二十三条”。下半年省委抽调他任省委驻昆明医学院工作组组长。在极“左”思想盛行的年代，工作组认定的问题越多，性质越严重，成绩就越大。胡泮生不贪图功利，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是什么就是什么。他与工作组全体同志深入到师生职工中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搜集到大量材料后，召集工作组的同志对照二十三条认真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医学院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工作组的材料还未上报省委，就已感觉到上级的压力。为照顾某些领导的情绪又不失于原则，他在写调查材料时，把调查结论改为“基本是走社会主义的”。报告送到省委后，省委某些领导还是不满意，撤换了胡泮生的工作组组长职务。

胡泮生和许多领导干部一样，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1966年5月11日，我校师生职工四千余人举行声讨邓拓、吴晗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会。他在会上号召大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当文化大革命的促进派、革命派。

6月4日，中共云南省委派省委工作组进驻云大，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省委决定，云大“文革”小组由省委派的干部和胡泮生等14人组成。省委派的干部任组长，胡泮生任副组长，各系和各班的文革小组也相继成立。省委工作组随即召开各种会议，动员师生职工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去。6月10日，全校师生职工集会批判“反党分子”李孟北（时任云南日报总编），热烈拥护省委的正确决定，捣毁“三家村”黑店分店。胡泮生在集会上讲话表示支持省委决定，决心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把我校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8月4日，省委工作组撤出云大。撤出前工作组宣布成立云“大文化大革命运动委员会”，胡泮生任主任委员，领导云大“文革”运动。未过几天，“文革运委会”改为“文革筹委会”，胡泮生等校领导退出文革筹委会。10月初，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云大党委完全瘫痪，党组织停止了活动，并把胡泮生等带“长”的干部视为走资派，予以批斗。

1966年“文革”开始后至1968年，大字报贴满校园。胡泮生每天早上都到校园看大字报，尤其注意对各系各单位要开批斗会的通知，凡是勒令他参加的会，他总是拖着病残的身体去参加，还主动为一起遭到批判的系、处级领导承担责任，减轻他们的“罪责”。云大在1968年6月18日成立革委会，学校的一切党、政、财大权归革委会，胡泮生被视为革命领导干部结合进校革委会，任副主任。8月13日省革委会成立后，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以人划线，层层站队”，打击和迫害广大群众。11月7日军宣队进驻云大。

1968年12月2日，工、军宣队举办“学习班”，参加学习的有校、系革委会、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及原校领导干部近300人，胡泮生亦参加了学习班。学习班负责人在学习班开学典礼大会的动员报告中称，“云大长期以来，被阎红彦、赵健民及其在云大的代理人所把持，成为他们长期经营的独立王国。”并声言：“这个马蜂窝，我们要把它彻底捅开！”11日，学习班召开揭发批判胡泮生大会。在工军宣队的操纵下，胡泮生被扣上阎红彦、赵健民在云大的代理人等种种罪名。

胡泮生不仅在学习班上遭批判，更为恶劣的是在1969年所谓的云大“一·六”、“一·一九”风暴中受到人身攻击和伤害。“一·六”风暴指1969年1月6日，在驻云大工军宣队领导下，执行省革委会第七次全会的部署，开展“划线站队”。在召开的所谓“控诉赵健民之流反军乱军滔天罪行大会”上，胡泮生和180多名干部、师生被当场揪斗。他们给胡泮生戴高帽，挂黑牌，在他衣服前后抹上面浆，贴上一张张标语，什么赵氏小爬虫、反军乱军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国民党反动军官、叛徒、内奸等等，一盆一盆污水泼到他身上。批斗中，有人说他是云大炮派的幕后策划者，伸向群众组织的黑手，于是就强迫他跪在地上。当时正是严冬腊月，人们都裹着厚厚的棉衣，但胡泮生跪在地上，汗水顺着额头滴在地上，内衣被汗水浸透，人被折磨得昏昏沉沉。这些人还嫌不够，又把他和其他人五花大绑捆起来，用汽车拉着游街。“一·一九”风暴又如法炮制，胡洋生再次受到批斗游街。

经过这两次“风暴”后，胡泮生被定为专政对象关押起来，工军宣队派专人昼夜监视。关押期间不是提审、批斗，就是让他写交代材料，揭发检举。他和所有关押在“牛棚”里的人一天三次被集中起来，在工军宣队的监视下，站在毛主席像前认罪，逼着他们说自己反对毛主席。关押期间上厕所要集体行动，饭由家属送来，不准回家，谁违反了规定就会遭到惩罚。一次，他被打得嘴角流血，腰、腿受伤后还不给医治，留下终生残疾。为配合对他的批判斗争，1月6~27日工军宣队操纵的“新云大报”连期刊登批判他的文章。

虽然他被扣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残酷迫害，但他始终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信共产主义，相信广大群众，宁可自己身心受摧残，也绝不冤枉好人，株连他人。

1970年5月17日~6月11日，新换防进驻云大的工军宣队再次办学习班，对胡泮生等三名校领导进行揭发、批判斗争。学习班上对胡泮生等3人问题的性质和态度进行群众性的评议，认为他们3人的问题不属于敌我矛盾，应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接受群众批判斗争，然后根据他们的表现，最后决定他们的解放。

1971年10月27日，胡泮生恢复了工作。中共云南省委同意成立中共云南大学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他被任命为核心小组副组长。1974年1月12日，根据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等一系列指示，成立云大民兵团，他任政委。1975年7月12日，省委任命他为云大革委会核心小组组长、云大革委会主任。

1975年11月，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逐步扩大。1976年2月5日，正在弥渡参加云大普及大寨工作队的胡泮生奉命赶回来，参加在华侨补校办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班。学习班的内容就是揭发、批判邓小平，有几个人已作了发言。在个别人的发言中抛出系统地揭发材料，大肆诬陷攻击邓小平。曾是邓小平部下的胡泮生，熟悉和尊敬自己的老首长，他不相信邓小平会反对毛主席。对“反击右倾翻案风”感到迷惑不解，抱着等一等、看一看的态度，始终不发言，也不同意发动群众来揭发批判。他的态度影响了这次学习班大多数学员，使学习班无果而终。

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云南省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越演越烈。7月25日，中共云南省委发出《中共云南省委常务会议纪要》。《纪要》称“去年夏季以来，省委积极执行了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刮了右倾翻案风，犯了路线错误”，“省委迟迟没有转好弯子”，“继续刮右倾翻案风”，“跟着犯了走资派的错误”。虽然省委已经对批邓、反右倾翻案风定了调，但他仍坚信邓小平没有错。他还认识到如果把《纪要》在全校进行传达，会在学校的干部、群众中造成一次新的分裂。他采取“软抵”的办法，佯装生病住院，尽量拖延时间，迟迟不在全校正式传达这个文件。他这样做，尽管得罪了某些极“左”的少数人，但保护了一大批中层干部。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胡泮生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委的一系列指示。在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领导下，进行拨乱反正，纠正“文革”中的错误，落实党的政策。他根据省委《关于认真贯彻中央16号文件，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罪行的通知》，发动群众对“四人帮”的罪行进行揭发批判。在中共云大革委会核心小组领导下，成立了云大清查办公室，清查本校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按照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检查学校现行教材，清除“四人帮”的言论、文章等。

经过一年的揭批“四人帮”反党罪行，拨乱反正，纠正“文革”的错误，使学校工作初见成效。1977年12月6日他主持召开了校核心小组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学校给省委的报告，内容是在恢复正常的秩序后，学校应尽快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教学和科研上来，为此需要调整学校机构及体制的问题。《报告》中写道：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学校工作千头万绪，许多方面都要从头做起。中央和省教育、科学领导机关和其它有关部门对我们的工作要求也愈来愈多，任务愈来愈重。目前，我校校系两级领导班子和组织机构、体制，同形势发展、工作需要极不适应。建议减少校核心小组和系党总支的行政事务工作，党政机构应迅速分开设置，改变校系革委会这一组织形式，恢复校长、系主任等职称，成立教学、科学研究顾问委员会等。省委有关领导同意了学校的这一请示报告，要求参照兄弟院校的作法先行试办。

1977年12月21日，胡泮生调任云南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这年12月，他作为云大选出的代表参加了云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1979年8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同年调天津大学任常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1981年任天津大学党委书记，1983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天津市顾问委员会委员，享受中央国家机关副部级干部待遇。胡泮生离开云大后，仍十分关心学校的发展，长期担任《云南大学志》编审委员会委员。2001年5月16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天津去世。

资料来源：

1．胡泮生同志生平，天津大学胡泮生治丧委员会印发。

2．对胡泮生生前的采访及其家属提供的资料。

3．采访吴道源等同志。

4．《云南大学报》1964至1977年的有关报道。

5．陶李：《云南大学志·大事记》，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6．丁龙嘉、听雨：《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刘兴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