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泽（1888-1972），云南云龙人。1922-1930年任私立东陆大学校长
云南大学首任校长董泽(1888—1972)，字雨苍，云龙县宝丰镇人；白族。幼年在家乡私塾读书，稍长，前往大理书院求学，1907年入省城贡院的甲种农业学校，1908年考取留日公费生，入东京同文书院。在此期间加入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1911年回国，投入辛亥革命运动，参与进攻南京总督府之役。回滇后，任职云南军都督府秘书；公余时，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协同留日同学李全本创办云南基督教青年会。军都督蔡锷对董泽的才华深为器重，保送其赴美留学。董泽于1912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及教育。1915年，董回滇参加护国运动，同时司职护国军都督府秘书兼驻香港联络总办。护国战争胜利后，复于1917年再度赴美完成学业，1920年获双项硕士学位回国。
1918年，滇、川、黔三省联合会议上，曾有三省联合设立大学的拟议。远居海外的董泽及何瑶等亦遥寄“云南应速办大学，广育人才以应时艰”之策论。董泽1920年刚回国，即连续向唐继尧建议云南单独创办大学，唐继尧甚以为然，并托董泽与时为教育司长的王九龄共同筹建，随令设大学筹备处于翠湖之“水月轩”。1921年，云南发生政变，唐继尧出走，筹建中辍。
1922年，唐继尧重主滇政，大学筹备得以恢复，原“水月轩"筹备庶务伊始，即草成《东陆大学进行计划概略》。《概略》云：中国频年多难，学务废弛，大学教育不发达，遂致人才缺乏，文化未兴。感此痛苦，西南各省为甚，而滇中为尤甚。联帅唐公侧然忧之，故拟在滇省设立一大学，为培养人才，昌明学术之远图。《概略》中诠释大学之目的为“养成文学人才、政治人才、经济人才、教育人才、专门实业人才”等，斯五类人才都是当时云南所必需者。为了筹办和扩充，即成立董事会和筹备处，学校之扩充拟分三期，第一期先设立大学预科和本科，分教育、文学、政治、经济四组，预科三年加本科四年共七年毕业；第二期添设矿科、机械科及工程科；第三期再增设医科、农科、理化科，相当于后来的文、理、工、医、农五院建制。董泽为筹办大学之纲领性蓝图——《东陆大学进行计划概略》的精心设计者。
1922年7月，董泽正式任东陆大学筹备处处长，时“水月轩”筹备原址因军旅驻扎而迁双塔寺省立工业学校内。董泽曾先后聘请杨武勋、杨季岩、张邦翰、何光周、柏西文等20余人为兼任或专职筹备员，分工进行学校各方面的筹备事宜。董泽拟就《东陆大学筹备处简章》，其主要内容包括宗旨、经费、薪津、办公时间、例会、乃至关防(印篆)等计10章22条，具体规定了筹备工作的各项要点。
1922年，董泽被委兼任教育司(厅)长职，筹备处于同年8月迁福照街教育司署合署办公。被选为东陆大学校址的旧贡院时为省立甲种农业学校所在地，筹备处函请农校另寻区划地点，新建校舍。董泽率各筹委亲往贡院勘察规划，并相应成立东陆大学建筑事务所，推杨季岩、刘惠苍总理校舍营建工作。计划于旧贡院明远楼处建盖办公楼及教室，即会泽院；会泽院系以唐继尧的一个别号“唐会泽”命名的大学主楼；董泽建议借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建筑形式进行设计，且推荐由留学比利时学建筑的张邦翰主持设计，并修葺原至公堂为大学礼堂；于会泽院西侧建科学馆(原总务处)为实验室等。
东陆大学经费的筹措，首先接受唐继尧个人捐资10万银元，另奉省长令由东川矿业公司拨款5万银元，同时面向社会进行募捐。董泽还投书海外，吁请侨胞资助办学，“使我东陆大学日就月将，华实并茂，以完成其使命，岂徒一校之幸，亦邦国之幸也。”他更风风火火不辞劳累，只身奔走南洋各地，劝募办校基金。
1922年12月8日，省公署正式批准成立大学，校长一职进行民主选举，董泽得票最多，唐继尧据选举结果函聘董泽为大学首任校长。次年春季招生开学，董泽以物色师资为第一要务，除原受地方培植留学还国者如留美的杨克嵘、陶鸿焘、周恕、肖扬勋、赵家遹、华秀升、袁丕佑、何瑶、段伟、李炽昌、范师武、卢锡荣、严继光；留法的张邦翰、杨维浚、柳法唐、姜荣章；留英的李文焱、商娀生(女)；留日的邓鸿藩、周锡夔、李跃商、陈松岩、李季立等人外，还有学识渊博之社会名儒和前清经济特科第一名的袁嘉谷等均受聘入校。董泽还往京畿沪垣敦请学界名流，乃至外籍教师来校执教。
东陆大学的兴创，原属私立性质，经费来源有限。董泽全尽义务而不支薪，滇籍职教员薪俸亦甚薄，大家以地方事业为重，未尝计及报酬。
东陆大学建校初期，社会重男轻女之封建余痼尚存。董泽不以为然，呈文唐继尧建议“男女兼收以宏造就”。但建议却遭省务会议否决。董泽以教育司长之身份于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典礼之演说中表示：“在我个人之主张，则必达到男女平等之教育目的，故无论如何，吾必为诸君努力奋斗。”他言出行随，奔走不懈，最终促成了男女同校。
董泽主校之八年，承先古文明，鉴欧美科技进步、学术民主，在开发滇省产业，储才和中等学校毕业生之晋读深造诸方面均作出重大贡献。他虽身兼东陆大学校长，教育司长、交通司长、财政司长暨富滇新银行总办(即行长职务)等五职，仍然事必躬亲；一切校务、计划、悉由校长主承，如筹措经费，建盖校舍、招收学生、分班教授、学术研讨、以及聘请教员，乃至增办附中等。1927年，为弥补大学开办时招收的预科生程度参差不齐这一不足，东陆大学又增设了附属中学。
对于学术研究，在董泽领导下，创办了校一级刊物《改造》旬刊(其在任时已出刊60余期)，《东陆校刊》(已出数卷)；学术著作则有《滇绎》、《东陆诗选》、《卧雪诗话》等，此外，重印了《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等有价值之作。学生习作《读老子》、《读庄子》、《读淮南子》等也多印成册，学术研究之风蒸蒸日上。董泽个人则才华横溢，懂天文，识地理，谙农艺且治教有方。时人咸加推崇，许之为“辛缀精耘，运筹自如，宏图施展，高标挺拔”。
1927年5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之朱庭祜来校考察，后写出报告赞称：“东陆大学实为中国西南方面不可少之储才学校，其进行步骤亦得要领”。“就同类机关(同类私立大学)如上海南洋大学、南京东南大学、天津南开大学等比较之，该大学所有以往成绩与效率，居优胜地位。以其时间之短，进行之速，与办理之认真，至有今日所知之效果，可谓难能可贵矣”。
1925年起，董泽同时兼职三司一行，虽日理繁务，仍每天晨起，徒步校园，巡视学生晨练。董常以“教书育人、读书明礼，教学相长、相得益彰”之铭则与学生相互勉慰，言教身带，身体力行。学生衷心爱戴师长，师生“寓教寓学于情，寓情于学于教”。董泽不仅是卓越的教育家，其对金融、农业、交通及建筑工艺也有深厚造诣。为此，1925年法国曾授予他“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殊荣。
董泽兼任教育司长之初，云南教育落后保守，他从最基层之中、小学教育的普及和师资素质整顿入手，遴选教育界品学兼优者为督导视学员，分区视考各地中、小学，并认真书面报核，不称职的校长立予撤换；同时力促增设小学，边远各县非汉族学童一体收读，不得歧视；地方官员热心教育者给予嘉奖，并以重视教育作为政绩考核之重要内容；更增设美术、农业及会计等学校和设置绘画、音乐、书法、体操诸课程，德智体并重。云南教育之稳步前进，起衰振敝，此为嚆矢。董泽认为，美育是提高学生素质不可缺少的教育内涵，为培植美术、音乐人才，在整顿中小学的同时，董泽又于省城风景清幽、林木成荫的双塔寺侧创办了云南第一所美术学校，分设绘画、音乐两科，绘画又分国画、西画，音乐则分民乐、西乐。课程设置含彩墨、山水、花鸟、油画、水彩、雕塑、提琴、钢琴、吉他、胡琴、箫笛等内容。美术学校聘请留学日本的美术家李子俊主持校务(任校长)，同时广罗省内颇有造诣的画家和音乐家任教。
董泽自1923年兼主教育司及交通司之时，对云南交通的开发亦怀抱宏图，提出“向全省人民征集常年路股”办法，拟在滇兴修出省三大干线，即通出海口的滇邕路(云南至广西南宁)、接长江的滇蜀路(云南至四川成都)和经滇西行南国门的滇缅公路。依据云南实况，遂先修筑滇西省干线，以昆明为起点，逐步推进。1923年秋，董泽首先拟具全省路政计划及滇西省道进行大纲，并邀请道路专家缜密研究，认定陆上输运，铁路量夥，滇省煤铁蕴藏丰盈，森林密茂，路轨、机车、枕木取材有余，测修公路时，拟预为修筑铁路设计，便于将来铺轨，并以昆明到禄丰80余千米为试点，修通后，原黑井、元永井、阿陋井之食盐利于外运，一平浪煤矿、易门铜矿便于开发。虽老鸦关一带高山重叠，随遇险峻，困难不少，董泽都视难而不却步，一一亲往勘察。后因经费支绌，决议改修为一般公路。滇缅公路起大西门至碧鸡关段于1925年10月通车。
董泽主东陆大学暨兼任教育、交通两司司长时期，云南夙称贫瘠，且经护国护法诸役，为国宣力，出师频仍，用费浩繁，财库几尽枯竭。值此困境，董泽又出任云南财政司长兼富滇新银行总办。他坚握契机，身心灌注，精心策筹，节约俭支。同时励行金融改革，把支持兴农、鼓发矿业，大办交通，振兴科技等融为一体，并革新庶政，雷厉风行。向来收不敷支之云南财政，从此步人扭亏为盈的全新局面。董泽毕生辛勤敬业，广纳卓贤。他再度留美的三年，曾遍访各省知名学子，亟言国家进步必须群策群力，尤赖有识之土同标共趋；乃倡议成立学术团体，取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义，定名“仁社"，以砥砺学术，回国后一致促进建设之宗旨。留学生纷纷响应，推董为社长。留欧、留日学子闻风兴起，纷纷加入。国内在学术上有造诣之士如化学家侯德榜、曾昭伦，医学家应元岳、董齐元、美籍华人化学家沈祖堃等均为“仁社”社员。董泽广纳贤士、博采众长，经略笃实、克已奉献，对云南的教育、交通、金融及农事之建树均称卓越。
董泽治学提倡学思合一、因材施教，知行合一，董泽也反对学生读死书和不关心时事。1925年，上海爆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东陆大学学生和其他学校一起进行了示威演讲，宣传反帝爱国思想。1926年段祺瑞政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东陆大学学生参加了云南学生联合总会召开的追悼北京死难烈士大会，愤怒声讨帝国主义炮击大沽口的侵略行径和卖国政府对外投降，对内屠杀群众的滔天罪行。
董泽倡导民主办校，在《东陆大学创办记略》中，他这样写道:“关于教职方面，则采取分工主义，校董有会、校行政有会、评议有会，会又各有所附隶，事无巨细，悉以会议出之，籍符共营之精神。”东陆大学在经费并不充裕的情况下，以艰苦奋斗的精神解决各种困难，逐步增建校舍，充实图书馆藏书，开辟体育场，置办理、化、工实验器材，设立实习工厂，为学生德、智、体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与教职员爱乡爱校，精诚团结，不计较个人得失有密切关弱。董泽在19年次校务报告中，谈到多年来学校能以极节俭的开支，办了许多的实事时这样说.“夫一所大学，月开支只此数，此其中实有一大原因在：盖本校校长，自开办至今，未支薪水，全尽义务:教职员新水亦甚非薄。缘教职胥以地方事业为重，未尝计及报酬，故开支能若是之省也。”他也谈到了数年来办大学的心情:“本校之创办，以及教育之方针，其着眼全在于发展文化，培育青年，一本大公无私之至意。泽及同人，大半受地方培植，留学还国，惟在尽心竭力，服务桑梓；如是而已。”斯言词，充分表达了董泽及其同事们对乡土培植永志不忘，矢志报效的绵绵情怀。
1930年，龙云开始正式受命国民党政府主持滇政，即以中央教育部的名义，命令东陆大学进行改组。鉴于董泽的学识能力、办学经验以及他在东陆大学的威望，云南政府期盼他听从于改组计划，继续留任校长。董泽没有接受当局所提出的釜底抽薪、形左实右的改组计划，并即提请辞职。董泽的辞职，在东陆大学引起极大震动，全校学生联合写了情深意切的呈文挽留他。呈文写道：……溯自东大成立以来，历时八载。生等肄业于兹，朝斯夕斯，孜孜矻矻，过去所获之学识经验，虽不敢自矜，而无一非校长惨淡经营，计划周详，各职员热心教育，循循善诱所惠赐。数年来校长之奋斗意志，表现于校务进行上，早已深刻印入同学等之心目中。生等或肄业年久，或属新近，每聆校长训词，莫不受校长精神人格之感化，而时时以修德治学，蔚为社会之建设人才，庶不负校长培植之苦心。方冀排除困难，继续主持校务。孰料因学校性质改变而忽萌退志，是生等暂时乏指导之领袖所受损失尚小，独惜今后大学教育失主持之导师，不能不令人太息长叹者也。为学校前途发展计，为培植社会元气计，校长暨全体职员，实义不容辞，有继续主持校务之必要。当此校长坚持不负校务责任之秋，生等受良心之驱使，本正义之主张，自动联合各班学生坚决挽留校长暨各位职员继续主持校务。校长素以培植青年，宣力国家为训词，必将俯如所请，排除艰难，决心留任。不唯生等所感激亦未来云南青年之幸福也。……董泽看后，甚为感动，但仍然在呈文上批示:“疲困之余，万难再言校务，该生等知余苦心可也。”随后仍坚决辞职。在离去之前，董泽还向当局推荐了与他同时的留美学生、长期的办学同事华秀升和何瑶，认为他们能“知缔造之不易，而相与维持不敝焉。”后华秀升代理校长职务二年，何瑶代理校长职务五年。
1933年起至1945年，董泽为云南省政府顾问，抗战时期曾任国家财政贸易委员会驻滇办主任，1948年地方选举其为国大代表。1949年初，董泽曾倾全部家产在家乡云龙县兴办了一所私立中等农业专科学校，为滇西添培农技人才。全滇解放，董当选省人民代表，受聘云南文教委员会委员，任省政协委员、常委、省府参事室参事。董泽乃一代菁华、为国家之繁荣兴盛而毕生奉献，鞠躬尽瘁。后人彰其功，尊之为“东陆瑰宝”、“南诏奇葩”，“璀星”、“极瑾”等。
附注(资料来源):
1.《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东陆大学创办记》，P.1～P.23，1965.3.云南人民出版社。
2.《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一辑，《云南高等教育及交通建设的先驱者董泽》，P133～P.140，1986.6.云南人民出版社。
3.《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六辑，《董雨苍先生传》，P.178～P.188，1989.7.云南人民出版社。
4.云南省志资料丛书(人物)，《董泽传》，P.314～P.320，1987.9.云南省志总编室。
5.云南省志资料丛书《人物》，《董泽》)，P.93，1987.9.云南省志总编室。
6.《唐继尧传》，李军、郑学溥、徐鸿钧、成岳冲等编著1997.3.香港出版。
7.《云南大学志》，第二卷(1915～1939，大事记)1997.12.云南大学出版社。
8.董坤维、董坤德等，“董泽综合材料”，1998～1999.
9，李作新：《东陆大学创始人——我所认识的云南大学首任校长，著名教育家董泽》，《云南大学(校刊成教版)》第二期，第三版，1998年6月25日；第三期，第三版，1998年7月2日；第四期，第三版，1998年8月25日。
10.李作新:《东陆瑰宝——云南大学首任校长董泽》，《春城晚报》(副刊第10版)，1999年1月22日、1月29日、2月5日、2月12日、3月1日3月19日、3月26日、4月24日、4月9日、4月16日，共10期连载。
11.李作新(笔名木子新)：《校庆追怀》，《云南大学》报，总596期，1999.4.20.
12.笔者李作新自1958年至1970年约10余年时间与董雨苍先生的接近交往(时董、李二人均为省政协委员)，据笔录及记忆加以整理。
(李作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