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档案馆存放着一份日寇侵华时劫走刘文典四箱书籍的档案材料，追查这四箱书籍的过程，引出一段令人悲愤的往事。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平津相继沦陷。清华、北大等校奉命南迁，于1938年4月到达云南，并与同期到达的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大。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刘文典先生未来得及与校同行，滞留在北平。日本侵略者通过周作人等请他出任伪职，不仅遭到拒绝，还受到痛斥。日寇及汉奸对他怀恨在心，蓄意报复。此后，他的住宅屡遭日寇搜查，人身安全时时受到威胁。1938年3月，他只身逃出虎口，乘火车到溏沽又转乘法国轮船，经香港、越南海防，于同年5月22日到达联大文学院所在地——云南蒙自。

经过千辛万苦到达目地的刘文典，看到校园中高高飘扬的国旗，爱国之情由然而起，他像一个重新找到母亲的孩子一样，在国旗下声泪俱下，庄严地向国旗三鞠躬。在他给梅贻琦校长的信中写道：“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随后他写信给还在北京的夫人，要她带着幼子尽快赶到云南。刘夫人接到信后，很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行李中最多最重的就是刘文典的藏书、手稿，足足装了四大箱。刘夫人携幼子和这些沉重的行李到香港。负责接待他们的是刘文典的一个弟子，他见师母带着幼子和沉重的行李长途跋涉十分艰难，就提出将难以带走的行李留下由他代为保管，刘夫人便将四大箱书稿留在了香港。母子俩到昆明后，刘文典闻知藏书手稿放在香港甚为恼火，他说：“这些书稿倾注了我一生的心血，宁肯损失绫罗绸缎，也不该把书留在香港！”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这四箱书稿落到日本侵略者手中，存放在东京上野图书馆。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行政赔偿委员会于1947年11月致函云大，将书稿的下落告之刘文典，要求刘文典填报财产损失报告单及申请归还表格，并寄回赔偿委员会。赔偿委员会核准后送国民政府外交部，再由国民政府外交部委托在香港的相关人员代为办理。刘文典闻讯后大为惊喜，立即把此事告之好友吴敬仁、张友铭，并办理了申报手续。此后内战进入到最为关键时期，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政府摇摇欲坠，国民政府官员对战后退赔工作无心理会，刘文典藏书手稿的归还也无果而终。1961年刘文典的次子曾向周总理反映此事，总理办公室回信称“鉴于中日关系未恢复正常，目前暂时不宜提这件事。”

刘文典的次子闻悉省档案馆还存有这些历史材料后非常激动，他说：“我要向日本政府提出归还要求，让这些书和手稿重新回到祖国。”